欧洲左翼轮流出局　学者告诫勿以难民作挡箭牌　少谈空想多做实事

公平、公义、民主，是自19世纪后期世界各地中间偏左翼的Keywords。简单而言，它们主张用经济或社会干预达到这些keywords的理念，理想将一个最坏的时代变得更好，甚至最好。在资本主义盛行、贫富不均的时代，这些keywords听起来格外顺耳，俘虏不少人的心。
可是，再好听的歌也有听腻的一天。在欧洲近年的政治选举中，不难发现公平、公义、民主的口号已经失去以往的号召力。德国的社民盟（SDP）、法国社会党、意大利民主党等等都分别在最近大选中现颓势，被形容是“左翼退场”。为何它们的光环不再？
浸会大学欧洲及德国研究教授赫斯（Prof. Hans Werner Hess）向《香港01》讨论社会民主派之死的种种原由。

上周日（24日）的德国大选，第二大党的社民盟（SDP）支持度只有20.5%，比上届少了超过5个百分点，成绩是二战后最差。不少分析指，领袖舒尔茨在德国的知名度始终不足，加上个人魅力亦未及其他政党领袖，要为社民盟劣势负上最大责任。

欧洲社会民主派步向颓局

然而，若将着眼点由德国，拉远至整个欧洲，你会发现不少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都正经历同一命运。

2000年时，欧盟15个成员国中，有10个成员国的政府由左翼坐阵。直到今日，28个成员国入面，只有6个欧盟国家的政府有左翼成员在位，而她们全部都是欧洲一些边缘国家，包括马耳他、葡萄牙、罗马尼亚、瑞典、斯洛伐克和捷克。

除了德国这位欧洲老大外，二哥法国的社会党亦现颓势。社会党代表前总统奥朗德大选前的民望跌至4%，成为首位放弃角逐连任的总统。另外，社会党在过去的大选中派出的候选人哈蒙（Benoit Hamon）亦只得约6%得票率，比上届得票少一成，令他们面子尽失。此外，意大利民主党、荷兰社会民主派等都正失去选民支持。

打不中选民心坎　社民派未能回应选民诉求

观乎欧洲左翼普遍出现颓势，当中或者揭示了比领袖魅力不足更大的原因。政治研究人员洛乔基（Timo Lochocki）分析指：“现时社会民主党的核心主张，无法发挥很大的影响力。”意指它们已经无法回应选民转变了的诉求。

那不是很奇怪吗？自08年金融危机后，人们不是要求更有力的国家管治，以及希望资本主义死亡吗？在整个欧洲，贫富悬殊不是很严重吗？在这些背景前设下，不是应该有更多选民支持左翼，希望实践公平、公义、民主吗？

的确，左翼曾经戴上光环，影响着全世界的政治光谱。左翼过去所宣传的主张，比起其他任何政治运动更成功在西欧扎根，甚至塑造整个西欧。他们的主张，包括社会福利国家、社会上层人士要为低层人士负责、任何人在社会上有平等机会，已经成为中产阶层视为理所当然。

浸会大学欧洲及德国研究教授赫斯（Prof. Hans Werner Hess）提出，自二战后开始，左翼建立了完整的社会保障系统，然而自1990年代后期至2000年早期，它们却改变风向，同意新自由主义改革，削弱社会保障，使民心背向，于是选民用选票“惩罚他们”，促使“社会民主党死亡”。

“哈茨改革”令德国变强　却惹国民厌弃？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在2003年推出“哈茨改革”，削减失业人士的福利和社会保障，迫使他们积极寻找工作。政策将德国的失业率由约10%，大幅下降至近年约3%，外界都认为“哈茨改革”成功令德国由当年“欧洲病夫”（The Sick Man of Europe）变成欧洲强国。然而代价是，国民讨厌“哈茨改革”，间接令选民背向施罗德代表的社民盟（SDP）。

赫斯解释，社会民主党忽略了选民对社会及经济保障的需要，令它的吸引力因此大减。且看SPD的舒尔茨，在政纲上经常强调社会公义，对于德国选民来说显得陈腔滥调，空洞乏味，正如一位选民表示：“他经常提及社会公义和平等，但是非常模糊。到底怎样才可变得更公义？”

难民是致命原因，还是“代罪羔羊”？

2013年，德国最关心的政治议题仍是失业率和工资。4年后，难民问题却取而代之，成为政治焦点。柏林洪堡大学研究员Tarik Abou-Chadi分析指：“去年是难民议题闹得最热哄哄的时期，标志着左翼的崩溃。”他指出，很多欧洲社会民主党，都在难民议题上起分歧，使到各政党对此避而不谈。这种做法令更多选民改为支持立场鲜明的政党，例如极右或极左翼。

法国社会党亦同样未能回应社会对难民问题的质疑和不满。面对外来移民和恐怖袭击等挑战，传统大党社会党和共和党均苦无对策，许多年轻人因而倾向选择同属左翼的左翼党梅朗雄与极右翼领袖马林勒庞，希望为国家带来新景象，重塑社会。专研法国政治的英国阿斯顿大学教授谢尔德斯（Jim Shields）便指出，“改变”是年轻一代支持马林勒庞的一大关键因素，他们相信马林勒庞是最可能破旧迎新的政治人物。

然而，赫斯极之反对这个看法，认为当出现人们不能理解的危机或现象时，人们倾向将这些事诱过于难民，等于将难民当成“代罪羔羊”。他指，社民派的没落，其实与难民没有直接或问接的因果关系，即是没有难民危机出现，亦不代表社民派不会流失支持。

社民派政纲失焦　将选民推向极端派

近年科技发展令不少工种变为自动化，传统行业萎缩是大势所趋。根据统计显示，超过七成的银行工种将被自动化取代人手。不少传统工人担心自己饭碗不保，然而正如前文提过，政府削减社会措施保障失业人士，令他们对现状感到忧虑不安。

左翼一向的选民重心是被剥削的工人。赫斯认为，左翼无法回应这些工人的社会不安，令极右派有机可乘。今届德国大选，极右翼另类选项党（AfD）成功抢夺50万名SDP选民。AfD的策略就是利用这点，强化“所有事情都很美好，除了这批难民外”的意识，将经济问题归咎于难民危机，声称难民涌入抢夺国民饭碗。撇开反难民主张，AfD实际上没有提出过任何解决问题的经济方法。

法国的情况亦相似。部分立场比较左倾的法国人，不选择社会党，反而选择同属左派的左翼党的梅朗雄（Jean-Luc Melenchon）。社会党与左翼党不同的是，梅朗雄走的是极左路线，“去得更尽”，高叫全民制宪，还政于民，有钱人交百份百税，打开大门欢迎难民的口号，反而杀出一条血路。

英国工党是欧洲左翼的奇芭

或者，英国工党可以成为欧洲左翼的范例。在今年六月的大选中，英国工党的总得票率达到四成，在下议院650席中赢得262席，较之前多了30席。没人预计到，带领工党的科尔宾以一个彻头彻尾的“左胶”姿态，将首相贝理雅（Anthony Blair）20年前带领工党重夺的中间路线扯向极左。

在今届大选中，科尔宾主张反全球化、反核、反战、反君主制，以至提倡将铁路、巴士等国有化，甚至主张大学教育免费、大幅提高富人税等，被评为逾30年来最左政纲。然而，英国国内贫富差距日益加剧。去年有调查指，英国最富有的1%人口所拥有的财富，是最贫穷的五分之一人口拥有的财富的20多倍，不少基层蓝领的工资增长已停滞多年。而且，英国的年轻族群亦未能分享相应的经济成果，年轻人失业率逾一成，较平均水平高出一倍有多。

科尔宾的“极左”主张，对基层、年轻人来说格外入听。德国《明镜》周刊认为，贝理雅背叛了工党原来的社会主义理念，走上“第三条道路”，如今科尔宾的意外胜利正好反映人们对贝理雅的厌弃，正如德国人厌弃施罗德一样。

左翼各自筹谋出路

除了走向极左，欧洲各个左翼政党亦寻求其他出路。今次德国大选，SDP的得票只有两成多，舒尔茨形容是“沉重的损失”。SDP为了挽救颓势，表明其党不会与默克尔组成联合政府，放弃未来4年做只“跛脚鸭”，宁做反对派领袖。这个可能是德国社会民主派未来的出路。

除了德国，丹麦的左派大胆表示愿意与右翼政党合作，保留与右翼人民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39岁的丹麦社会民主派领袖主席弗雷德里克森（Mette Frederiksen）决定向政治现实低头，由保护工人权益的定位，转移到保护任何弱势或被剥削的人，说：“如果社会民主派人士，未能够吸纳那些会受未来挑战，和社会发展所影响最深的人的话，我们不是真正的社会民主党。”

欧洲左翼未来能否一洗颓气，重现昔日影响社会方向之势，乃是未知之数。也许到头来答案可能很简单，正如哥本哈根大学政治科学教授内德加（Prof PeterNedergaard）所言：“作为一个社会民主党，最重要的是能否为人民正面对的困难，找出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