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记者靠《逆权司机》揭光州屠杀　40年后韩国第四权仍如镜中花

德国记者欣茨佩特（Jürgen Hinzpeter）在韩国司机金士福的协助下，到光州采访拍摄，向世人揭露了1980年夏天在当地发生的事，这就是《逆权司机》故事的原型。当时国陆媒体受军方箝制，要靠外国媒体才将全斗焕政府的暴行公开。事件发生至今37年，现在的韩国有记者敢发掘当权者竭力想隐藏的一面，将前总统朴槿惠任由闺蜜干政的证据找出来；同时仍有记者因为想报道事实而被封杀，终于饭碗不保。在狭少的生存空间中，韩国新闻媒体能否做到监察政府的第四权？

当年全斗焕领导的军政府指控在光州的示威者是“赤色”分子，背后有朝鲜势力介入；事实却是民众因不满全斗焕发动政变后，掌控韩国军政大权，才纷纷上街示威。由于军政府切断了光州与外界的所有交通及通讯，外界并不知道军方已在当地暴力镇压。

记者欣茨佩特拍下当时情况，犯险将影片送出，于是在光州发生的事才公诸于世。除了欣茨佩特，当时还有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Bradley K. Martin、《亚洲华尔街日报》的Norman Thorpe、《Journal of Commerce》的Tim Shorrock及《芝加哥论坛报》的Donald Kirk，均报道了光州事件。相反韩国的报章、电台及电视台却没有报道光州事件，有民众愤怒到要在MBC、KBS光州分社纵火。

  新闻自由改善似有还无　排名连跌5年

37年过去，韩国在1988年首届民选政府选出后，出现3轮政党轮替。尽管关于政治人物、政权、财阀等贪腐的新闻时有所闻，新闻工作者仍能揭露真相。就以去年的朴槿惠闺蜜干政事件为例，JTBC记者找到朴槿惠好友崔顺实的电脑，揭露崔顺实干预朴槿惠施政。记者将事件报道后，引起广泛关注，之后各媒体揭发更多二人与三星“皇太子”李在镕的贪腐丑闻，终导致朴槿惠下台，与崔顺实及李在镕一同被检控。

不过，同样在朴槿惠事件中，另一媒体MBC的记者则面对压力，被逼只报道有利朴槿惠及政府的新闻。MBC员工指控公司高层干预新闻自由，在朴槿惠丑闻上报道倾向有利朴槿惠及政府的内容，又指MBC的员工被逼剪去世越号死难者家属的镜头；若不听命，就会被编派去处理与自己职责毫不相关事宜。MBC员工早前发起罢工，要求社长金张谦下台。

  诽谤罪、国安法　成媒体自我审查原因

无国界记者每年公布新闻自由排名，今年韩国排名63，较去年上升7位。然而排名较2006年最高的31名足足下跌了42位，而且在2010年至2016年期间连跌五年。去年韩国排名70，是2002年开始公布排名以来最差，无国界记者在去年的报告内指出，新闻媒体与朴槿惠政府关系紧张，政府愈来愈不能忍受批，在本已两极化的媒体行业中开始威胁媒体的独立性。

无国界记者提到，“诽谤罪”最多可监禁7年，另外与朝鲜相关的新闻，若被指控发表有利朝鲜的文章或者言论，亦可能被控违反“国家安全法”，两项罪名成为媒体自我审查的原因。

当然，诽谤罪与国安法本身不是恶化，韩国宪法也有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令媒体恐惧的不是法例，而是人。当权者滥用刑罚后果可以很严重，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白色恐怖的韩国人清楚不过。

  朴槿惠时期诽谤罪检控增　只为制造寒蝉效应

2008年李明博当选韩国总统，他在五年任期间以诽谤罪提出30宗控罪，当中24宗为刑事检控，6宗为民事。2013年朴槿惠上场，截至2015年底上任两年半便提出22宗控罪，当中18宗为刑事检控。韩国民间民主组织“参与连带”指，政府利用诽谤罪应对批评声音，特别是朴槿惠的年代。组织提到，这些案件中，政府一方通常会输掉，“他们看来不在意是否能胜出这些案件，真正的目标只是在批评及审查政府的人之间，制造寒蝉效应。”

  韩媒架构出问题　加入“精英”圈子为保独家报道

关注韩国新闻、曾在韩国工作的澳大利亚侦查报道记者鲍尔（John Power），曾撰文指出韩国的新闻自由只是假象，点出韩国新闻媒体的主要问题在于其架构。他指出，韩国媒体与日本媒体的运作模式相近，缺点也相似，主要由于日治期间就留下来的问题。记者报道是依赖与政府及企业高层的亲密关系，这群社会上的“精英”成为记者的独家资料来源，只有主流媒体的记者才可决定谁可加入这个圈子里，若不顺从圈子里的规则，写利好政府或企业的报道，就会被赶走，在新闻界没有生存空间。

他又指，这些来自政府及企业高层的压力，新闻媒体管理层亦感受得到。新闻媒体同时也是企业，以报道换取广告也是行业的常态。西方媒体中也有社论式广告，但会明言是广告，但韩国的状况则是读者根本不清楚报道背后涉及利益输送。

  法例对新闻自由保障不足

传媒的积弊是否受政治环境影响？鲍尔接受《香港01》访问时表示，韩国在法例及制度上对言论自由保护不足，这情况无论是在保守派政府，还是自由开放派政府当道，均没大改变；此外韩国亦没有透明及公开的文化，窒碍媒体的有效程度。他认为，韩国的法律环境及文化标准，并不符合该国作为自由民主国家的现况。

他说：“我会说大企业及政府很可能会继续对媒体有过份的影响，想像这种根深蒂固的压力会在数年之间消失是幼稚的，不论是2014年或2017年，财阀会继续主导经济，并维持与媒体的亲密关系；总统的权力将继续非常集中，相对其他民主体系仍较少审查及制衡。”他认为虽然文在寅上场后，有对媒体更加开放的迹象，但现仍是早期：“很多韩国媒体已对新总统阿谀奉承，令他没有理由不欢迎媒体。”

  新闻从业员：新、旧政府变化不大

一名在韩国主流媒体任职7年的政治新闻记者亦对《香港01》表示，按照历史事实，保守派、特别是朴槿惠掌权期间，对传媒的控制的确较进步派掌权期间较大，但不认为保守派就等于压迫。她说：“在韩国，军政府掌权很长的时间，之后保守派及进步派一直有很多冲突，令政党想控制媒体。保守派掌权后，就更有优势。”

她认为，政府及财阀对媒体的控制，是因为韩国有结构性的问题。韩国的媒体依赖广告，大企业自然有巨额广告。很多人认为媒体的民主化程度较其他行业低很多，韩国政府主导很多项目，支持公营电视及新闻机构，新闻媒体很容易掉进引诱，报道会迎合政府的口味。

至于外界是否能期待新政府控制媒体的程度可减少？她的看法较为悲观：“在外面来看，你可以说这较上届政府好，但我感到即使取向及情况有所改变，本质没有不同。程度上可能有变，但方向没变。文在寅坚持‘清除积弊’，某些媒体仍与上届政府关系密切，他们尝试看文在寅的面色。我告诉你，保守派与进步派的斗争很激烈，到现在仍是。我感受到无声的压力，政治架构没有改善，新闻媒体也是。”

37年过去，尽管有德国记者欣茨佩特的影片，光州事件中仍有很多谜团未拆解，令社会上有多种不同说法，全斗焕仍否认自己在事件中的责任，全因当时欠缺了记者记录事件。在新政府的领导下，新闻媒体会走向更自由还是更封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