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看水资源】共用一条河 繁荣还是动荡 关键在于“水外交”

撰文: 黄珮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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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对手的英文rival,源自拉丁文rivalis,意思是“共用一条河流”,可见,自古以来水资源都是人类抢夺的目标。随着全球人口急遽膨胀,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人类对水的需求与日俱增,食水慢慢变成“下一代石油”,更有蓝金之称。水资源使用者之间的竞争加剧,在跨界水域(transboundary waters)尤其激烈。水,关乎人类生存和国家发展,争议上升至地缘政治、外交和军事层面,究竟“水战争”是否无可避免?

所谓跨界河流,顾名思义是指跨越国家疆界的河流,它可分为界河(contiguous river)和上下游(successive river)。前者是两个国家之间的领土分界线,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享河流。中国和朝鲜之间的鸭绿江,以及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乌苏里江就是这样的例子。后者流经多于一个国家,由于各国享用水源有先后次序之分,令情况较为复杂。若上游国家用水过量或兴建水坝,会影响下游国家的可用水量;若上游国家未能有效管控水污染,下游国家也会身受其害。上游国家固然占尽地理优势,但若下游国家强大,往往能透过谈判等方法要求上游国家保证有充足的水留给自己。相反,若下游国家势弱,缺乏谈判筹码,便较难争取有利条件。尼罗河的水权之争就是这样形成的。

尼罗河的水权之争历时数十年,至今仍未真正解决。(VCG图片)

有别于尼罗河上游国家,埃及境内并无其他水源,要完全仰赖尼罗河生存,因此“埃及是尼罗河的馈赠”这句话说得一点都没错,一旦离开了尼罗河两岸,埃及就只剩下一片荒漠。对埃及人来说,尼罗河可谓他们的血脉,因此埃及在水权问题上寸步不让,过去曾多次阻挠其他尼罗河流域国家建设水利工程,更表明会不惜武力捍卫水资源。

除了尼罗河外,埃及全境并无其他水源,尼罗河可谓他们的血脉。(VCG图片)

埃及的上游是苏丹,两国的关系直接影响有多少河水从苏丹手中流往埃及。于是埃及在1959年与苏丹签定尼罗河水协议,埃及获得66%尼罗河水权,苏丹拥有22%水权,而这次协议再次没有埃塞俄比亚及其他尼罗河流域国家的份儿,也没有顾及这些国家的权益。2010年,埃塞俄比亚、乌干达、肯尼亚、卢旺达和坦桑尼亚联手反抗,就重新分配尼罗河水源签订了《尼罗河合作框架协议》,规定五国有权分享水源,而且可在不事先通知埃及和苏丹的情况下兴建水利工程。埃及对此极力反对,但埃塞俄比亚不顾一切建造“复兴大坝” (Grand Ethiopian Renaissance Dam),截取青尼罗河的水量来发电,以满足国内65%的用电需求,还打算将部分电力卖给苏丹。埃塞俄比亚此举令区内的纷争一触即发。

经过多年争议后,尼罗河流域国家最终在2015年达成共识。在苏丹的斡旋下,埃塞俄比亚、埃及和苏丹三方签署协议,同意在不损害别国利益的大前提下,放行复兴大坝建造计划,并成立专家小组,密切监察大坝对其他国家造成的影响,为各国之间公平分配水权迈出重要一步。

埃塞俄比亚、埃及和苏丹2015年签署协议,同意在不损害别国利益的大前提下,埃塞俄比亚可以建设复兴大坝。(路透社)

  中印巴的水资源争端

目前全球总共有263个跨界湖泊或河流,占全球陆地面积近一半,而中国境内就有18条跨界河流,其中14条发源于中国。近年,中国加强在跨界河流建设水利,引起邻国的不满和疑虑。例如于2010年时,中国在澜沧江(即湄公河上游)修筑大坝和水电站,湄公河中、下游国家如缅甸、老挝、泰国等纷纷抱怨河水水位下降、渔获减少、河流生态系统受破坏等。去年3月,亚洲中南半岛多国遭遇严重旱灾,中国原本否认旱灾与澜沧江修建水坝和发展水电有关,但最后还是应越南要求,打开澜沧江水闸放水,以纾解泰国、越南等国家的旱情。

另一边厢,中国在西藏境内的雅鲁藏布江一条支流进行截流,准备建筑大坝,引起雅鲁藏布江下游的印度强烈不满,印度媒体更反应激烈,称“中国再次戏弄印度”。适逢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喀什米尔地区冲突升级,印度曾扬言考虑通过控制印度河上游水量,报复巴基斯坦。印度政府还暂停了持续几十年的、由印巴双方共同召开的印度河水资源管委会年会,并威胁要重新审议、甚至废除《印度河用水条约》。不久之后,中国宣布在西藏境内雅鲁藏布江上游的夏布曲支流进行断流,有印度舆论质疑中国此举是要为盟友巴基斯坦出头。

中国在西藏境内的雅鲁藏布江一条支流进行截流,准备建筑大坝,引起雅鲁藏布江下游的印度强烈不满。(新华网)

水资源长久以来都是造成亚洲紧张局势的根源之一。目前国际间只有一个水资源合作的全球性法律框架,就是1997年获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惟影响力实在有限。其中一个原因是公约只对缔约国有法律约束力,而迄今为止只有36个国家加入公约,包括德国、匈牙利、约旦、卢森堡、叙利亚等,亚洲只有越南加入了。有学者认为公约倾向维护下游国家的水开发利益,并约束上、中游国家使用水资源,因此位处跨界河流上、中游的国家自然没意欲加入。

要解决水争端,流域内国家必须达成共识,认同大家都是靠河而生,有义务保护河流。要是为了争夺水资源而反目成仇,根本不能维护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相反,求同存异才是解决水争端的出路。沿河国家应将敌我关系扭转成合作关系,使上、中、下游的水权分配更合理,再进一步到讨论水资源保育,以彰显永续共享的新思维。随着全球人口膨胀,人类对水资源的争夺将会愈来愈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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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的珍贵 港人懂吗?

风水说“聚水为财”,撇开星相命理不说,水确是一种财产,所以才说水资源。在香港,上世纪中叶以降的供水是中、英角力,及至现在仍未撇脱政治眼光看待水,忽略了经济角度。

香港河流不多,湖泊更少,殖民地时期小水塘只得十来个,所以雨水来了又走,留也留不住。战后婴儿潮以来,香港食水问题愈来愈严峻,1959年大旱令港英政府要更依靠内地供水。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讲师李家翘曾发表论文指,上世纪下半叶香港的供水问题成了中英一场政治角力。由于港英政府不想依赖中国,故1960年代开始先后兴建船湾淡水湖和万宜水库,容量分别达2亿3千万及2亿8千万立方米。1972年更在屯门兴建曾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乐安排海水化淡厂,李家翘形容那年代的水利工程是“世界级”,绝不为过。

可是海水淡化成本不菲,每年开支以亿计,所以香港政府在1982年关闭了乐安排海水化淡厂。昔日的“世界级”在过去十多年已沦为跳蚤市场。李家翘的论文提及1980年代中英谈判主权移交,在这历史和政治背景下,英国放弃相对自主的供水系统,更加依赖便宜的东江水。1985年,东江水占香港一半用量,比例随后急速攀升。目前香港饮用水有七成多是东江水,但随着近年中港矛盾加剧,愈来愈多人高呼要摒弃东江水,在供水方面自主起来。但供水的真正本质更加是一个经济问题。

乐安排海水化淡厂于1975年启用,规模曾为全球最大,可惜仅使用数年便关闭。(网上图片)

东江水曾是一个便宜之选,但时移世易,惠州、广东、深圳等东江水沿线城市人口愈来愈多,工业急速发展,对供水需要有增无减,推算2030年会开始“争水用”。东江水供不应求,价钱难免上升。过去十年,香港购入的东江水已由每立方米约3元升至5.5元,增幅超过八成。若再加上转化成食水的成本,每立方米东江水达9.5元,与海水化淡成本相比只差2.5元。再过几年,两者此消彼长之下,香港人应如何“扑水”不言而喻。年月下来,香港的“世界级”早已有如“落后级”,不但40年未见有新水库落成,近日香港大学科斯产权研究中心的报告建议填平部分船湾淡水湖来建楼,令人质疑香港人对水资源的价值意识薄弱。至于讨论多时的海水化淡亦将会“复活”,将军澳化淡厂有望在2020年落成,目标产量是本港所需食水的5%至10%。

东看台湾,北望神州,两地都已经积极建设海绵城市,加强蓄水能力和水循环系统,善用雨水。南眺新加坡,1970年代开始研究新生水,至2003年设首间厂房,废水也可化成高纯度再造水。十多年下来,新生水已经占去他们供水三成,长远更加会提升至一半。不但如此,他们更会在2020年落成第五间化淡厂。

坦白而言,香港人扭开水龙头就有水,仍未意识到食水如何珍贵。香港甚至有些屋邨和私人屋苑仍在用淡水厕,名副其实“倒钱落咸水海”。但在新加坡、英国伦敦、丹麦哥本哈根等地方,他们的人均用水量都比我们少一截,相对懂得节约。不论政治关系怎样,香港看在钱分上都应该减少依赖东江水,要做到这一步,首先就是要改变思维。

有研究报告建议将船湾淡水湖填平以兴建住宅,引发不少争议。(水务署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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