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锡进评河南赋红码事件：要缓解地方上的“维稳焦虑”

部分河南村镇银行储户、烂尾楼业主健康码被“赋红码”一事近日引发舆论场广泛关注，周五（17日），《环球时报》特约评论员、前总编辑胡锡进亦就此表态，认为必须杜绝赋红码这样的违法施政，但同时也要缓解地方上的“维稳焦虑”。

胡锡进评论道，中国针对基层的维稳标准应适当放松，不应只要有数人在某地举举牌子，喊两声口号，就认定“出事了”，要对当地领导追责。地方上出了上访者，更不应被看得很严重。各地尽量维持秩序，但不应要求什么问题都不许出，否则会把地方干部逼得“走投无路”，“不出事”就会成为排在最前头的思维，什么办法能促进维稳就先用了再说。

他续指，针对特定人群的健康码动手脚，赋红码，显然不合法，属于滥用公权。但它能阻止取不出钱的储户前往郑州维权，而当地政府又没办法满足受损储户的要求，于是就动了相关念头，合法不合法都在其次。它可以先排除一些储户聚集抗议的风险，得一时安，“从媒体报导的情况看，河南赋红码的事情似乎就是这样”。

胡进一步称，出了事也要致力于解决问题本身，若就是一时处理不了，那就应当接受其在社会治理的层面上留下一道划痕或者烙印，不应试图把事情熨的平平整整的，在社会面犹如什么都没有发生般，“那样的平静是假的，不是以人为本的”。他认为，维稳的思维如果极化，不符合社会治理的基本规律；倘要彻底杜绝法律允许的越级上访，不可能通过完全合法合规的方式实现，“一些在合法性上有漏洞、但却‘管用’的办法就会被想出来，并且投入使用”。

最后他还提到，各地近年偶尔有一些人聚集、喊口号，但基本都是在民生层面就具体利益的维权行为，并不构成冲击国家治理全局的风险；国家不应将“不出问题”的标准定得过高，尤其不应轻易对基层干部追责，否则会导致体制内的“维稳焦虑”；社会应当在依法治国的方向上不断形成更大的包容性和弹性，多一些宽松、从容，促进基础牢固的社会稳定，减少不必要的“维稳焦虑”，那样可以适度解放基层政府绷得过紧的维稳注意力，大概也就不会有地方政府琢磨赋红码帮著实现“截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