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政策方针掀辩论　内地学者：过度强调分配恐适得其反

内地政府于6月10日确定浙江为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7月19日推出五年规划，中共总书记习近平8月17日在中财委会议上提出实现办法，包括构建三次分配协调的基础制度，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

三次分配是指，初次分配按市场按效率原则进行分配，再次分配依据公平原则通过税收等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则通过个人、企业自愿捐赠的再分配。

尽管官媒《环球时报》极力否认，但无法阻止舆论场中充斥“均贫富、杀富济贫”论调的流传。相较之下，据澎湃新闻网报道，内地财政学者刘尚希给出更为谨慎和理性的警示性看法。

刘尚希认为首先应根本改善人的能力，若过度强调再分配，短期内或许可以缓解当前的问题，但长期来看仍会加剧贫富差距。只有人的能力普遍提升，就能消除群体性能力鸿沟，社会自然能达到公平效率。

若税收调节成为实现共同富裕主要手段，刘尚希说很可能导致负担加重，发展动力变弱。从数据上看，虽然短时间内差距缩小，但仍治标不治本。

据中央社报道，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学者王信贤谈到第三次分配时指，这一般由私人企业和非政府组织（NGO）实施，但中共接连压制它们，让这些角色失去了灵活性。

王信贤说，大陆《慈善法》规定不得从事、资助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活动，但这种解释权掌握在中共手中，导致企业或NGO在从事公益时“绑手绑脚”。而大陆“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办法”又挤走境外NGO，剩下多是官办非政府组织，让它们执行仍属官僚思维导向，令第三次分配跟“再次分配意思一样”。

台湾学者王孟源在网络称，贫富不均系全球三大问题之首，中共提出共同富裕，值得全球良心人称赞和支持。但市场经济使资本积累，靠政治手段逆水行舟，先天就极为困难。

他认为，中共实施共同富裕面临两大难题：一是中国私人资本和国际资本联合倒逼中共，且中国加速实施金融“接轨国际”，有巨大风险；二是压制资本会影响中国财团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毕竟中国科研环境不如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