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棉花｜官媒引述国安机关消息　指BCI强迫劳动报告是有罪推定

瑞典跨国时装公司H&M被翻出于去年发布有关停用新疆棉花的声明，继而促发一场蔓延整个时装界的新疆棉风波，总部位于瑞士的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CI）亦成为舆论焦点之一，其早于2020年就决定停止在新疆发放认证。
官方传媒《环球时报》称从中国国家安全机关获悉，BCI总部在2020年2月邀请“美国维泰”处理新疆棉花供应链有关“强迫劳动”的调查，但在华分支“维泰中国”实际上从未有实地调查核证，所有资料均通过网络收集获得，“调查报告大量引用反华组织精心制造的谎言，通过有罪推定方式形成非法证据”。
报道批评，调查结论实际上是“美西方反华势力—BCI—美国维泰—维泰中国—BCI—美西方反华势力”的闭环行为，毫无真实性、客观性可言。

根据“美国维泰”的官方网站显示，其成立于1995年，是独立的、非营利的非政府组织（NGO），“为企业提供有助于消除劳工滥用的工具”。报道称，2006年，“美国维泰”派中国籍员工姚文娟在深圳市成立商务咨询工作室，2009年，该工作室变更注册为“深圳市维泰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维泰中国”名义承担美国总部的全部对华业务。截至2021年4月国家安全机关对“维泰中国”开展调查时，该公司已经建立20多人的运营团队，姚文娟是公司法定代表人。

报道引述消息指，受BCI总部邀请处理新疆棉花供应链强迫劳动调查的“美国维泰”，将具体执行工作交给“维泰中国”，调查项目主题是《强迫劳动的风险分析报告》，“特别聚焦于新疆棉花生产中的强迫劳动问题”是主要内容。项目的研究计划和方法由姚文娟负责，报告由姚文娟、美国维泰总部的顾问和中国团队共同完成，相关预算表中特别备注“报告没有具体格式，需要和BCI讨论”。

报道称，该项目总预算是88200美元，其中美国维泰获51950美元，维泰中国获18,250美元，另有组织利润1.8万美元。但维泰中国的财务报销审核、日程安排等文件均没有BCI项目活动的有关记录，该公司没有人去过新疆开展实际调查，也未发现员工赴新疆差旅费报销凭证。

报道引述一名参与调查报告项目的维泰中国员工张文（化名）的透露，报告起草期间，她从未亲自前往新疆调查，收集到的资料均为公开讯息。另一名参与该项目的员工刘敏（化名）则称，姚文娟给她和张文布置相关工作，要求收集新疆棉花强迫劳动证据，计划书包含新疆土地制度、棉花种植历史、扶贫政策、反恐政策等方面，“提纲极具倾向性”。刘敏又表示，每写完一部分就发给姚文娟修改，再按其意见做进一步补充。姚文娟有向刘敏提供大量参考资料，包括德国学者郑国恩的新疆棉花强迫劳动报告、BCI新疆棉花审核报告、境外有关新疆教培中心的相关资料等。

刘敏更称，在她和张文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没有发现可以证实新疆存在强迫劳动的案例，中文报告提到的国外资料均由姚文娟提供，关于“新疆存在强迫劳动风险”的分析也由姚文娟主导完成。刘敏认为，经过姚文娟修改的第二版报告，对新疆棉花存在强迫劳动风险的分析存在可质疑之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观点先行，即有了判断性结论后，再去找相关报道予以验证，“比如撰写中文报告时，姚文娟认为扶贫政策中存在‘强迫劳动的风险’，便让我去找可能存在‘强迫嫌疑’的报道，最后采纳‘扶贫干部一次次上门家访’作为推测‘存在强迫劳动风险’的依据”。

刘敏以童工问题举例，根据所收集到的公开资料，无法得出新疆棉花生产存在使用童工的问题，但姚文娟执意要求查看BCI审核报告，看能否发现有使用童工的记录并放到报告中。尽管最终也没发现确切证据，但姚文娟在中文报告的结论中仍称“我们分析，大规模组织学生采棉的可能性非常低。然而，结合维泰对其他农作物种植过程中用工情况的调查经验，如果一个家庭种植棉花，家中未成年儿童在放学后或休息日参与家庭采棉劳动的风险依然存在”。刘敏表示，按照上述逻辑，“岂不是在其他国家种植棉花的家庭里只要有未成年儿童，都存在‘使用童工’的风险？”。

张文则称，不论是“提交版”或是美国维泰总部汇总后并经BCI审阅的“审阅版”，均存在多处有罪推定，例如以“摊派”、“胁迫”、“施压”等词语描述“完成扶贫指标”，甚至审阅人有在相关段落写上带有倾向性的批注。报道指出，BCI总部一直秉持有罪推定的逻辑来配合美国等西方反华势力针对新疆的抹黑。

报道最后提到，刘敏和张文的工作和生活现已受到很大困扰。张文称卷入危害国家安全的事件对个人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刘敏亦表示，从来没想过可能涉嫌触犯国家安全法律法规，“我们卷入了这件事，个人权益遭损害，我肯定要保留相关法律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