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经济增长欠公平贫穷人口多　切不可显富摆富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5月28日举行的两会记者会上曾表示，中国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平均月收入只有1000元人民币左右，引发热议。著名学者、前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其后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文指出，这项数据揭示了中国经济增长欠公平、贫穷人口多的另一面，切不可在世界上显富摆富。
郑永年日前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讲席教授、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的身份，出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的在中南海举行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引起广泛关注，而他上述文章再度在网络热传。

这篇文章称，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促成8亿多人口脱离贫困，但仅仅是脱离绝对意义上的贫困，很多人仍然长期处于相对贫困状态，而且会返回绝对贫困状态。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起飞之后的20多年里，不仅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而且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层，使得中产阶层达到60%至70%；中国在改革开放40多年后的今天，中产阶层还是不到30%。

文章指出，与东亚经济体比较，中国的经济增长有三个显著特点：

第一，不公平增长。中国加入世贸后，经济增速，但收入差异愈来愈大。相较之下，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显现出公平增长，这些经济体所取得的公平性，是世界经济史上少有的。这也是这些社会中产阶层比较庞大的原因。不同经济体用不同方法培养了中产阶层，例如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和收入倍增计划、台湾和香港发达的中小型企业、新加坡的公共住房政策等。这些经济体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才开始出现较严峻的收入差异现象。

第二，无论是中产阶层的地位，还是脱离贫困的人口，社会制度的基础都不足。社会制度基础建立在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社会公共品的供给上。中国在这些方面不仅没有足够的制度建设，反而遭到破坏。1990年代末开始医疗领域的产业化和商业化；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开始教育产业化；世界金融危机后，开始房地产产业化，形成了人们所说的新“三座大山”。如果中产的标准主要体现在经济上，保障中产地位的便是这些社会公共品。没有这些社会公共品，穷人脱贫也永远没有制度保障。

第三，技术创造动能足，但实际能力不足。科学和技术创新基本上是一个中产阶层现象，因为一方面，在满足了基本生活所需后，人们才有精力去充实创新；另一方面，创新具有风险，中产阶层以上的群体才能负担创新的风险。中国的“创新”基本上还停留在管理经营模式，或者技术应用方面的创新，原创技术创新少之又少。

文章指，外部的强大也取决于一个强大的内部中产阶层。所有发达国家的强大，在于其中产阶层的庞大，因为中产阶层是消费社会的代名词。显富摆富造成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错误认知。因为民族主义随着财富的增长而高涨，西方强硬派便把此作为“中国威胁论”的依据。

文章进一步指，中国政府开始转向社会建设。中共十六大提出“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理念。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把社会公平的问题提到了最高议事日程上。在过去很多年，政府动员和投入大量人财物力，大力推进精准扶贫，促成每年1000万人口脱离贫困。

文章认为，如果邓小平还活着，他肯定会谦虚地说，中国还没有解决好“发展”和“公平”这两个主要问题，即既没有解决好做大蛋糕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好分配蛋糕的问题。改革已经再出发，但离一个富裕公平社会的路途依然遥远。基于贫穷人口依然占多数这一国情，人们只能诉诸行动，而没有任何骄傲懈怠的空间。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