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习近平频繁离京考察释放信号　中国能否赢得战疫下半场

在经历了抗击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的“上半场”之后，最早摔倒的中国快速站起来，进入到复工复产的“下半场”。
3月29日至4月1日，习近平南下浙江考察。4月20日至23日，这位中共第五代领导者又西行前往其故乡陕西视察。特殊时间、特殊地点、特殊人物，习近平的一连串行动在全球疫情汹涌的背景下显得高效、积极，向中国社会释放出清晰的“复工复产”，全面重启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的信号。

习近平特殊的浙陕行

在视察浙江、陕西之前，习近平在3月10日还曾赴武汉考察，也就是说，疫情爆发后，习近平已经三次离京。而离京之前的2月10日与3月2日，习近平分别考察了北京朝阳区的社区、北京地坛医院与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和清华大学医学院，主要是围绕疫情防控与新冠肺炎疫苗研发，当然其中也提出了生物安全这一新的国家安全要素。如果说武汉之行是疫情防控初见曙光之时稳定社会情绪的一个最为有力的信号，那么浙江、陕西之行则释放出截然不同的信号。

首先，习近平考察浙江的主题显然透露，在疫情波及之下，中共正在全力将重心转移到如何重启经济。之所以选择浙江，第一，的确因为浙江一直是中国民营经济最为活跃和以出口导向型经济为特长的工业重镇，观察浙江的经济恢复情况可知中国经济恢复程度乃至面临的阻碍，甚至会有一些值得推广的经验给予其他区域的经济重启以借鉴或启发。

第二，此次疫情发生后，浙江是最早一批启动重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的省份之一，也是第一批推动复工复产的省份之一。如浙江省推出的“五色疫情图”是响应中共科学防控、精准防控最典型的案例。此外，浙江的“绿码”通行也在全国推广。再如，当其他省份还在对疫情防控与恢复经济观望之际，浙江率先动用“抢人”战术、发明共享员工。

第三，浙江是近几年中国政坛模范，“浙江模式”、“浙江经验”被中共高层在全国推广。浙江是习近平曾经的主政地，2002年至2007年，习近平在浙江实现了从“政府一把手”到“党委一把手”的跨越，浙江经历是其仕途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时期，及至走向中共总书记的位置，浙江派官员成为中共政坛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在此次疫情期间，被委以重任的应勇、夏宝龙等皆有浙江官员的标签。此外，习近平在浙江任职期间发扬的“枫桥经验”，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也开始在全国推广。

而在陕西，习近平视察的主题变成了“生态保护”。在了解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情况时，习近平说了一段话，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传播非常广。大意即“陕西要深刻吸取秦岭违建别墅问题的教训，痛定思痛，警钟长鸣……决不能重蹈覆辙，决不能在历史上留下骂名。”“要自觉讲政治，对国之大者要心中有数，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

2019年新冠疫情将中国的社会秩序、经济秩序、政治秩序全部打破。以4月8日武汉结束封城为标志，象征中国疫情抗击上半场暂告一段落，多数省份的“社会秩序”开始恢复正常；那么以习近平视察浙江为标志，象征这中国高层希望中国“经济秩序”要逐步恢复；而习近平对陕西的视察，以及汪洋、赵乐际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在4月下旬的密集离京考察，不断强调扶贫、小康社会、生态环境等常态议题，以及中国部分地方省市两会陆续召开、全国两会5月底召开等诸多信息，则意味着中国“政治秩序”也正在恢复正常化。

迎战新冠　中国为什么能够赢得“上半场”？

在全球新冠疫情确诊病例超过270万例，死亡超过接近20万例之时，最先跌倒的中国却开始复工复产，我们必须要追问一个问题，面对新冠疫情，中国政府的应对为什么可以比西方民主政府更加优越？每个人都会给出他所理解的答案，追根溯源就是三点：中国政治体制的集中性，西方称之为“集权”，中共传统的自我纠错能力，或者说“自我革命”，以及根植于中国社会土壤，有广泛基础的儒家文化。

从政治体制而言，中国中央集权体制的优越性在这次疫情中发挥了最为显著的作用。1月末，《纽约时报》曾注意到中共领导下的疫情防控，写道：中国像一个行动缓慢吃力的巨人，不愿意动，一旦动起来又有着惊人的紧迫性。这是媒体对中共威权体制两面性的评价，确实可以看到，中央集权下的效率。疫情爆发之后，中国自上而下迅速构成一个“防疫金字塔”，分别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以李克强为组长的“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以及以湖北省委为主的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这个防控体系的构成不仅架构了疫情防控的责任网络，更确保中共最高层级的决策指令能够最快速度最高效率得到推行。

例如在春节这个停工歇业的时刻，中共能够调集资源10天交付一座医院；再如在人口流动如此密集的中国，中共能够依靠强力的政策指令让城市乡村处于静止隔绝状态数月之久；再如在疫情平稳之际，大大小小的交通障碍能够在一夜之间解封。而这在欧美国家难以想象。

此外，中共运用党领导军队的指挥权，在应急突发事件面前，有这样的调动能力使得集中最为优质的军医资源能够快速对接到疫情防控的社会层面。也是这样的政治逻辑，可以看到，新建立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交由解放军接管。

中国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决定了中共拥有更为强势的政治资本的同时也要承担最为繁重的政治责任。例如在疫情严重的湖北医疗资源调配期间，来自中国各地的支援医护人员多以党员优先；再如耗费巨大的疫情救治工程中，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带头捐款，对中国9,000万党员形成一种政治示范效应，截至目前，筹得人民币82.6亿元。中共党的先进性不仅体现在疫情防控的危机关头，用人之际。疫情逐渐平稳之后，中国面临经济恢复的信心问题，各地出现建议党员带头消费的政策档。

或许这种安排只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共对自身的要求，但是在这种体制下形成的强大动员能力使得社会可以在危机面前迅速团结在一起，避免意见不一形成的无谓内耗，在强大的核心领导下应对危机。

当然在疫情早期，同样因为集权体制下的官僚主义问题，如当时湖北正在召开“两会”，不能让疫情干扰到政治。因此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官员未能及时重视疫情导致感染者急剧增多。但是在此之后，中国共产党充分展现其惯有的“自我纠错能力”。

无论是对湖北的考察，还是浙江的巡视，亦或是最近的陕西之行，习近平都提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此同时，连续刊发习近平讲话的中共理论刊物《求是》再次披露习近平在武汉考察期间的内部讲话，也提到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对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既有经验，也有教训。

这句话从2月3日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到后来的历次政治局会议以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反复出现在习近平口中。可见至少在习近平的认知中，此次疫情带给中共乃至中国的一个最需要被反复强调的就是反思与经验教训。即使外界对中国在此次疫情中的表现仍有抱怨，但在中共，其实是有这样一个相对客观的自我反思的意识。

西方人是希望通过“选举”实现纠错目标，中共则更倾向通过党内精英的自我反省。尽管形式不同，但这些党内精英的“自我革命，自我纠错”是整个党乃至国家的“共识”，从结果论上甚至更加有效。无论承认与否，批判与否，百年共产党是在不断纠正错误中一路走来的。孔子把“不贰过”作为个人修养的崇高标准，中共自我的纠错能力，在这次疫情防控早期进退失据、中期迅速管控、防疫进入“下半场”有序复工复产的过程中，得到了明确的体现。

山川异域，风月不同。如果说中国的抗疫胜利是政治制度的原因，那么韩国同样作为民主国家也是防疫优等生。所以抛开政治制度，医疗水平等制度、物质因素，一定有更加深层的文明意义上的缘由，让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在这次疫情中表现优于西方诸国。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两个不同文化圈的特质决定的。这个缘由，就是儒家文化。简单地表述，东亚国家民众在面对国家危难时更愿意听从国家的指令。无论是中国、越南还是日本、韩国等，表现都相当亮眼。虽然这几个国家，防疫政策有所不同，但东亚社会的集体主义与纪律性是共有的。这正是防疫成功的关键。

西方人民更加自由，普遍更加关心个人的利益。也有人说，东西方抗疫结果的不同，不是“集权”与“民主”的比较，而是“集体”与“个人”的竞赛。过去百年里，西方社会引导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很多人认为西方文明至高无上、完全理性，并对他们所宣扬的自由主义趋之若鹜。与此相比，东亚文明就显得迂腐可笑，仿若时代的弃儿。确实，西方的自由主义能够更好地激发创造性，这也是他们能引领划时代成就的原因所在。但是，人类命运一到危急时刻，东亚社会的优势就展露出来。最起码现在，更加崇尚集体主义的东方国家，领先于对个人精神顶礼膜拜的西方。

抗疫下半场关键看二季度

这场全球大灾难，它确实是一场全人类针对新冠病毒的战争，即使疫情乌云笼罩，恐怕谁也无法否认其中存在政治力量的角力。环球同遭此劫，这种角力比拼的已然不是谁最后倒下，而是谁能够最先站起来。目前欧美、非洲以及印度疫情正处在爆发期。中国境内的确诊案例已经长期维持在低位运行，因此已具备复工复产，恢复经济的条件。

如果将复工复产比作中国对抗新冠肺炎的“下半场”，那么2020年第二季度就是重要的时间窗口。于是可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多次试探性放风称美国或在5月重启经济。从当前美国面对的疫情形势来说，这很难得到执行。中国虽然没有高调宣称时间线，但中共领导人推动复工复产的信号已经很明确。

新冠肺炎以来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中，首次将经济发展与疫情防控并列的会议主题可追溯到2月19日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而后为外界瞩目的17万人动员大会，以及习近平南下浙江站在“一带一路”交汇点的宁波舟山港，西进陕西漫步“大唐不夜城步行街”。

但当前国际疫情不容乐观，中国面临极大的输入性压力，中共高层仍在防疫与经济重启中艰难寻求平衡。关键性的第二季度恐怕还是难以脱离疫情防控的各项限制而单独谈经济重启。因此，观察关键性的第二季度，应落在中国疫情会不会有二次爆发与经济恢复发展的良好势头是否显现这两个指标。如果到了6月，中国顶住了输入压力与反弹风险，没有发生二次爆发，又在复工复产下经济恢复稳定，那么中国抗疫的“下半场”才算是迎来收官。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3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数据来看，制造业PMI为52.0%，比2月回升16.3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2.3%，比2月回升22.7个百分点；综合PMI产出指数为53.0%，比2月回升24.1个百分点。尽管这反映的是一半以上的调查企业复工复产情况比2月有所改善，并不能代表中国经济运行已恢复正常水平，但对于艰难的第二季度来说不失为一个积极信号。

此外，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6.57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下降6.4%。单看3月份，按人民币计算，中国进出口2.45万亿元，同比下降0.8%。这一数据相比外界预期已经大大提升。而中国3月份出口额同比不降反升2.4个百分点，录得1.16万亿元。

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国际疫情还没有稳定。美国、欧盟（EU）这些中国的贸易重心区仍处于疫情高位，且随着疫情刺激下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加大，造成订单减少，需求低迷，很有可能会拖累中国经济复苏的步伐。这就需要政府政策层面发力逆周期调节，在货币政策保持宽松，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基础上，减税补贴并举，激发民众消费潜力。2020年第二季度将是全年经济的关键，如果二季度各项数据持续好转，随着海外疫情渡过高峰期，将会给下半年中国经济复苏打下基础。

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在第一季度恐怕是最困难的，第二季度将是恢复性的。中国能否也像抗疫“上半场”一样，赢得关键的二季度“经济战”胜利，将成为未来两个月习近平和他的团队关注的首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