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从习近平的两篇旧文谈起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习近平在福建任职时，曾写过两篇论文：一篇是“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以下简称《序言》），发表在1997年第一期的《福建论坛》杂志上，习近平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另一篇是“略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时代意义”（以下简称《提纲》），发表在2001年第九期的《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上，习近平时任福建省长。

为什么现在要找出这两篇旧文专门谈谈？一方面，这是理解习近平治国理政和改革思路的一把很重要的钥匙，习近平对于中国、世界与时代的思考源头，可以说都在这两篇旧文里有所体现；另一方面，全球目前都在进行紧张的疫情阻击战，世界会怎么变、人类未来向何处去这些看似形而上的问题，已经很现实地摆在了人们面前，究竟该如何透过现象看本质，习近平这两篇旧文也是很好的切入口。

习近平当时为何要写这两篇文章？在文章开头就开门见山做了交代。在《序言》一文开头，习近平这样写道，“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局限，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特别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原理不可能阐述得尽善尽美，我们当前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正在对此进行补充和完善。正是基于这一现实，重新学习和争取把握《序言》的深刻内涵，无论是对于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还是对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而在《提纲》一文开头，习近平写作的初衷除了《序言》提到的之外，增多了新“问题”，也就是“新世纪之初，我们正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场亘古未有的伟大的社会实践；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人类社会出现了网络经济、虚拟社会等未曾有过的新变化。”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也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之后的进一步现代化，故需要重新思考和认识马克思这篇经典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交代清楚了写作初衷，接下来从三个方面谈谈为何要在今天重读习近平这两篇旧文。

首先，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中国的历史阶段是连续的而不是彼此割裂的，而且任何层面的改革都是有“前提条件”的。用马克思的话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习近平在《序言》一文中，也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层面展开了论述，原文是这样说的——“从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来看，尽管经济体制改革已取得显著成就，但在总体上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不断探索中……经济体制改革的这种现状，决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改革体制改革必须采取积极、稳妥、渐进的方针……总之，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动力，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切不可操之过急。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在于此，前苏联改革失败的教训也在于此。”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对于中国能否真正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保持怀疑。所以在评价中国时，经常会出现“虽然……但是……”的描述。具体来说，虽然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实现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经济腾飞，但政治改革却始终在原地踏步。因为按照西方世界的标准，中国只有实现了政治民主化，或者说依托于民主选举来实现权力交接，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其他的，比如党政机构改革、军队改革、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就算再大刀阔斧，也是未能触及根本，算不上“实质性”。

而习近平该文很明确地表示，中国不仅经济体制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出来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必须采取积极、稳妥、渐进的方针”。而且何时改、怎么改，必须是在客观条件成熟之后才能进行，而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更不是外部力量所能轻易决定的。苏联为何解体了？就是因为抽空了“四梁八柱”，中国改革开放得以成功，就在于稳住了“四梁八柱”，也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这个前提下，央地关系、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一直在发生变化，甚至可以说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场规模浩大改变中国的全方位改革。

而且不管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习近平说的很明白，“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

至于中国历史阶段的连续性，2013年1月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就已经用“两个不能互相否定”再次给出了明确答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当时不少人认为，“两个不能互相否定”是在为毛时代辩护，这种阴谋论显然是无聊的。因为撇开个人主观主义，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实事求是。

其次，马克思从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四个方面展开考察人类变革，而习近平从中看到了中国前进路上最需要注意的问题，那就是这四个方面的不平衡和不充分。

习近平在《序言》一文中写道，“从社会发展的过程和范围来看，除了阶级斗争和生产力革命之外，还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文艺、文化、思想的革命，也都属于社会革命范畴。这就使社会革命的内涵不再局限于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包含各种社会重大变革诸如产业革命、科技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和文艺革命等多方面的内容，从而赋予社会革命以新的含义。”中共十八大所提“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正是这种认识的延伸。

而对于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中共十九大将社会的主要矛盾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更是说明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严峻性。

举例来说，自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唯经济论风潮日盛。好像只要“物质生活”充裕了，其他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都可以放在一边。1989年的天安门风波，正是“物质生活”与“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不平衡、不充分导致的结果；1993年，中国思想界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则是一场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失衡的集体反思。

将时间线拉长，也更能理解习近平所说考察社会变革要“从人类物质生活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关系入手”背后的深意。在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层进行全盘分析之前，中国为了救亡图存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为什么后来都失败了？因为这些运动、变化或革命，都只是锁定了一个面向，比如洋务运动锁定“器物”，戊戌变法锁定的“制度”，辛亥革命锁定的“上层建筑”，五四运动锁定的“文化”，而且在锁定的时候，只是在“破”，却不知道究竟该怎么“立”，或者更准确地说，不断尝试的“立”，也只是在拾人牙慧、邯郸学步，也就是将中国的未来寄托在西方模式和现代化道路上，而没有认清中国的现实，所以注定失败。

立足当下，世界也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习近平将其称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样的“大变局”里，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精神生活之间的关系更是深度影响、不可分割。习近平上台至今，试图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更深刻说明，更具说服力地将中国今天的社会形态解释清楚。因为当下的中国，不仅毛邓时代的二元对立被打破，城市化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公平取代了效率，人们对于二次分配的需求急剧膨胀。此外，信息化时代带来便捷资讯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可低估的公民意识的崛起。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更是加剧了调和物质、社会、政治以及精神关系的难度。

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自由派群体，之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感到挫败和无力，就是因为过于揪着一个面向——也就是政治面向，来认识今天的中国。也因为这样的局限性，所以知识分子群体就算是对中国的现代化最先知先觉，却不可避免地最终成为被抛弃的一群人。

最后，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概括的这“两个本质”，习近平在《提纲》一文中，对此进行了更通俗的阐释，“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主体，积极参与和搞好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是他们的历史责任……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关键是理顺和协调好以人为基础的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内的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断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简而言之，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事实上，这一认识不仅贯穿于毛时代和邓时代，也是中共在风雨飘摇之际得以战胜国民党并最终带领中国站起来、富起来进而强起来的关键所在。当然，也是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重要分界线。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资本和资产阶级的暴力本质，即马克思从工业革命中发掘出机器的暴力，从圈地运动中发掘出农业革命的暴力，从交通革命中发掘出殖民主义的暴力。换句话说，资本主义正是通过破坏生产力，进而达到资本积累的目的。而中国实践的社会主义及其现代化，试图通过保护生产力，进而达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因为比起资本主义强调的自由化，社会主义更强调社会的公平正义。而要尽可能实现公平正义，政府这只手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放松。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即直言，与西方的“资本当权”不同，“节制资本”是中国的基本国情。

正如香港01发表的《什么是香港特色资本主义？》一文中提到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既有其优越之处，亦有其结构缺陷，是一把双刃剑。它的优越之处是极速放大源于生存和自利的动能，让人能够激发其潜力，挖掘经济潜能，如果形成良性循环，社会将整体受益。它的结构缺陷就是这种生存和自利的动能容易剑走边锋，失去社会关系应有的人与人属性，异化为纯粹的利益关系，也就是物与物的属性，扭曲了经济服务于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本质，出于利益争夺而发生的社会冲突甚至会成为常态。

以香港为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属于前者，八九十年代就是后一种情况开始发酵，今天的社会冲突就是异化的结果，唯一偶然的是发生冲突的具体时间和引爆点。所有先进资本主义经济体都有同样经历，不同经济体用不同方法去克服困难，包括进行不同的结构改革，做得好的就如德国和新加坡、北欧一些国家，做得不好的就是美国、英国、意大利和希腊等国家，最坏的就是之前的菲律宾、埃及，和不少南美洲国家，如去年爆发严重社会冲突的智利。

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称之为“第五个现代化”，正是看到了这种冲突背后的异化和扭曲，所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尤其是对于公平正义的保障，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和重要。用习近平在《提纲》一文中的话说，“防止将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由全体人民群众主动参与和积极发挥作用的伟大社会实践，变为由少数社会精英主导、主演，广大人民群众在一旁观看或被动服务的贵族式的上层社会活动，从而将全体人民的事业变成少数人的事业。”说到底，政治体制也好，党政关系也罢，最后的衡量标准都是民生，因为这才是最大的政治。而第五个现代化所要解决的，正是公平正义的问题，正是民生的问题。

以上，既是由习近平两篇旧文连带出的思考，对于理解今天的中国和世界也有着现实指导意义。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的当下，不同国家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都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检验与考验。简单从一个面向去理解一个国家是先进还是落后，已经远远不够。而且在病毒面前，再没有任何“政治正确”可讲，能否最大限度防止疫情蔓延，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成了检验一个国家治理效能的唯一标准。

对中国来说，自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第五个现代化”至今，还从来没有一次事件如此全面地检验中国的治理体系，也从来没有一次事件如此系统地考验官员的治理能力。对世界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而且形而下的考验与反思之外，一些看似形而上的命题，比如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人类未来向何处去等，也已经摆在了世界各国面前。这场肺炎疫情，正是给全人类敲响的警钟，倒逼着每个国家，民主的或是专制的，先进的或是落后的，都停下来好好想想，国家存在的目的是什么，经济发展的利益主体是谁。

疫情终究会过去，但对于诸多“问题”的反思，对于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思考，尤其是人类对自我的认识，对大自然本质与规律的认识，不该随着疫情的结束而结束。

本文转自《多维CN》057期（2020年05月刊）中国栏目《从习近平两篇旧文谈起》。浏览更多月刊文章：【多维CN/TW频道 】。

请留意第57期《多维CN》、第54期《多维TW》，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澳大利亚等其他地区各大书报摊及便利店有售。

您亦可按此 【订阅】多维月刊ipad版，阅读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