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民主若成抗疫“神话”　反对台湾抗疫有害

在面对新型冠肺病毒这种全球性公卫危机时，有些人往往会以意识型态来面对或处理，然而病毒却不会因为这个社会“姓资姓社”丶是民主体制或专制体制，而降低它对人类社会的危险性，因此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共同面对疫情才是当务之急。

在台湾社会中，也有一种倾向，即便在欧美疫情于2020年2月到3月间接连不断爆发，但民众仍认为民主体制有助于防疫，甚至有些政客打出“台式民主防疫”的口号，并认为台湾要做为“民主防疫”的最后保垒和灯塔，不过这样的说法便是把疫情政治化，绝对无助于台湾的防疫工作。

甚至于为了追求民主体制优于专制体制的逻辑一致，这些人也会连带质疑中国抗疫的过程不够公开透明，存在数据上有漏报丶瞒报等等问题。而这样的想法似乎在4月17日得到某种程度的“印证”。中国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在当天突然公开疫情的修订数字，其中确诊死亡病例从原先的2579人上修为3869人，新增1290人，并且承认医疗机构有“迟报、漏报、误报”病例的事实。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也抓住这个机会质疑中国。特朗普于4月17日在Twitter上说：“中国刚刚宣布把他们死于这个看不见的敌人的人数翻了一番。数字比那要高得多，远远高于美国，相差很大！”

特朗普在当天的白宫记者同样说道：“美国不可能是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这么多人口，遇到了这么严重的疫情，死亡人数不可能少于美国”。而当天美国新冠病毒疫情累计死亡已达3万3,000例。换言之，特朗普言下之意，中国瞒报死亡人数高达十倍以上，但这种指控显然没有实质的证据，同时这种“比惨”的逻辑也严重缺乏对中国社会的尊重和人道的关怀，更加突显特朗普为了“甩锅”争取连任的满满“求生欲”。

不过这样的说辞在台湾社会可能反而是被人“津津乐道”，许多觉青在互联网上对于中国抗疫所付出的惨痛经济代价并不了解，以简化和僵化的意识型态逻辑来看待所谓中共统治的专制体制不可能在防疫上做得比民主国家更好，但这样的想法其实本身就充满许多偏见。

首先，民主政体究竟在哪些层面上优于专制政体呢? 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就很难回答，硬是要找出它们在防疫过程中的差异，有些人便会把眼光放在民主政体的防疫过程“公开透明”，而专制政体充满“瞒报漏报”的问题，这样的说法是将“公开透明”当做社会抗疫的“必要条件”，先不论不同国家和社会对于体制造成的防疫差异已经是一种社会学研究的问题，然而怎么界定“公开透明”也是需要就事论事，并不能说民主体制中的“公开透明”就一定优于专制体制。

例如在所谓“公开透明”的情况中，台湾方面的抗疫虽然被外界认为是成功的，截至目前为止仅有427人确诊，然而台湾防疫指挥中心对于确诊感染者的历史足迹采取不公开揭露的方式，或许指挥中心是站在隐私权和避免社会恐慌的角度去考量，但这样的做法反而会让外界质疑不够“公开透明”，甚至可能造成疫情的扩散而不自知。

不过台湾地方官员的反应则认为关键在于指挥中心的疫调能否确实并进行围堵，至于是否要公开确诊者的历史足迹就没有那么重要。相较之下，大陆的抗疫通报则会公开确诊感染者的历史足迹，除了让官方疫调人员大力围堵相关案例之外，也借此唤起民众的自觉防范意识。

台湾在近期的敦睦舰队爆发群聚疫情事件后，对于公开历史足迹的方式略有调整，但中央仍订足迹公布5原则，以望地方政府能够配合，避免引发个人隐私和社会恐慌。

换言之，从这个情况来看，所谓“公开透明”也是要依社会风气和民众接受度而调整，也可能在政策公布的过程随着疫情的严重程度不断动态调整。

乍看下，台湾的防疫被外界认为是成功的，但主要原因是什么仍需要厘清。对此，美国前国务院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亚太助卿）董云裳(Susan thornton)于4月21日在府智库“新美国”（New America）举办的“新冠疫情如何改变美中关系”网络对话会上认为台湾的成功抗疫的原因不是因为自由民主体制，而可能跟它在这场危机中的独特定位有关。

她阐释道，“台湾很了解中国大陆的体系，两岸说同一种语言，他们互相交流和关注对方的新闻。台湾很早就听说武汉发生的事情，而且可能比其他地方更敏锐地察觉到了。可能他们还记得非典的经历，因为他们与之密切相关，而台湾以前快速有效地应对别的传染病的公卫经验也有助于抗疫”。简言之，台湾的防疫成功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于2020年1月中对于中国武汉疫情的警戒，但决不仅仅是因为民主体制。

现年56岁的董云裳早年专精前苏联研究，曾派驻中国北京丶成都以及哈萨克等地。后来她转攻东亚事务后，又被派驻到台湾的美国在台协会，就连女儿也是在台湾出生，与台湾的渊源非常深。她被外界称为“中国通”和“知台派”，因此她的台湾的防疫观察相当具有参考性。

其实当疫情传到欧美等民主体制国家时，相较之下，疫情受到控制的台湾丶日本和韩国倒成为反例。而有学者亦从东亚儒学的文化面向予以解释，相较于西方社会强调个人自由，而受儒学影响的东亚社会则在个人和家国之间取得一种微妙平衡，这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为何“戴口罩”在防疫上如此直观的方法却引来东西方民众在接受程度上的差异，而这或许也不是简单的民主/专制二分法能够解释的。

此外，美国的情况也值得世人警剔。当1月30日WHO针对疫情发布PHEIC后，美国究竟做了什么？2月10日，特朗普称病毒应该在4月就会消失，“我们状况很好”，而到了2月25日，美国卫生部长艾萨（Alex Azar）指病毒在美国被控制得很好，在2月26日，特朗普则指“流感也会死人”；2月27日，特朗普认为疫情有一天就会奇迹般消失；2月29日，特朗普在竞选活动上表示，“目前为止我们没有一个人因新冠病毒去世，我们的国家现在很好，我们是如此的团结”。一直到3月13日，川普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而4月12日，美国出现历史上首次各州同时宣布处于“重大灾难”状态。从美国的情况可以看到，疫情能否控制跟“民主防疫”一点关系都没有，否则像美国这种民主的典范国家该是“刀枪不入”，而跟政府是否重视防疫工作才有本质关联。

当民主成为抗疫的“神话”反而对台湾的抗疫工作有害，而如何实事求是地共同面对病毒，克服人类在全球化时代下的公卫危机才是台湾社会的主要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