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社区封闭传言背后 广州黑人群体缘何一再“爆雷”?

撰文: 孙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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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防控取得一定成效后,境外输入病例成为下一步防控重点。可是,境外输入病患扰乱防控秩序的案例屡屡发生。内地网络近来更流传广州越秀区“有30万非洲籍感染新冠肺炎”,大量非洲籍人员引发疫情爆发,“造成广州社区封闭”,引发社会的焦虑,以及对广州非洲籍居留群体的关注,指涉非洲人造成社区大爆发的“#广州黑人爆雷”成为网上热搜标签。

对于非洲人聚居地“社区封闭”的传言,广州市公安局新闻办公室上周二(4月7日)通报:4月6日,越秀警方查处在微信群发布“广州瑶台封村”、“建方舱医院”等不实资讯的网民。制造和散布谣言者宋某已遭警方拘捕。

事件还引发国际媒体追问中国是否存在针对非洲人的“防疫歧视”,对此,中国外交部上周四(4月9日)澄清中国政府对所有外国在华人员一视同仁,反对任何针对特定人群的差异性做法,对歧视性言行更是零容忍。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资料图片)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呼吁,中国公民和外国在华人员要共同理解、支持和配合中国地方采取的防疫工作。他表示,北京“将敦促相关方面改善工作机制和方法”,并希望所有在华外国人“严格遵守当地防疫规定”。

有关广州非洲籍聚居地的疫情和防疫真相究竟如何?为什么黑人群体会挑动中国社会的敏感神经,在疫情之下引起社会的焦虑呢?

广州封锁“黑人社区”了吗?

此前,网络有传闻指广州越秀区出现同省关联病例,“有数十名黑人感染新冠肺炎”,导致区内矿泉街瑶台片区及邻近的三元里封村,商舖、学校全都停业。据说疫情比武汉当初爆发时还严重。

在广州的黑人从事着各式各样的职业。(资料图片)

网上影片显示,广州三元里的许多路段都被隔离墙封闭,店舖全关门,路上行人很少,行人都戴着口罩。片中一位男子介绍:“瑶台菜市场这封了;一路下来遥苑大街这边也都封了;去美博城的路也封了。”

矿泉街道位于三元里地铁口附近,周围有大量服装、鞋帽、皮具及小商品批发市场。来到广州的非洲人有一部份从事服装、皮具等批发生意,因此,三元里一带聚集了大量非洲商人及非洲籍非法移民,该处更有“小非洲”之称。

大陆媒体《第一财经》4月5日报道,越秀区矿泉街道办一名人士说:“瑶台片区最近有几例确诊病例”,从4日晚开始对瑶台片区采取临时紧急的小区严格围闭管理,到什么时候结束,要视疫情发展情况再作调整。

报道质疑,矿泉街道瑶台片区发生了几宗被外籍输入确诊病例感染的病例,这些外籍输入确诊病例是何时入境的?他们在“一律隔离14天”实施之前所隐藏的风险,目前是否已经被彻底排查、化解?

由于文化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生活在广州的黑人很难融入中国社会。(资料图片)

与此同时,大量网民在网络上爆料并留言,表达对广州非洲籍人士聚集区疫情的担忧。针对汹汹舆论,广州当局上周二召开记者会辟谣,首先否认网上流传的数万非洲籍外国人在广州越秀区居住的消息。

对于社会高度关注的广州市矿泉街境外输入病例及其本地关联病例的情况,广州市卫健委官员声称,在越秀区矿泉街的入境人员中检测出五宗确诊病例,均为尼日利亚籍,当中有四人曾多次到矿泉街的“美妙美食店”(Emma Food)用餐。

对于“社区封闭”传言,越秀区官方也在上周二通报称,因矿泉街瑶台片区近期出现境外输入性病例和关联病例的情况,因此将对瑶台片区的管控升级。管控升级后,该小区的民众凭“穗康码”(广州推出的个人健康码)、测量体温、佩戴口罩,人、车都能正常进出,不存在“封村”情况。

中国社会缘何如此敏感

近来,境外输入人员扰乱疫情防控秩序的现象屡有发生。广州市公安局人员称,3月22日,越秀区疾控中心将一名外籍男子转运到酒店进行集中隔离时,该男子擅自离开隔离点后被警告处罚,并需于限期内出境;4月1日,广州一家医院内的一名确诊尼日利亚籍男子不配合治疗并将护士咬伤事件,引发舆论发酵,对外籍人员的管控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图辑|早前报道,网传3名在广州的尼日利亚人被防疫部门从酒店公寓强行带走隔离、收缴护照,尼国总领事到场交涉,双方一度争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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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种消息不仅加剧了内地社会对相关区域疫情的担忧,还在社交媒体上掀起民粹情绪,其中不乏歧视和排斥的声音。许多网络留言跟进斥责非洲黑人素行不良,“不是吸毒就是犯罪小偷”、“如果广州疫情因此爆发,完全不感到意外”、“与其他非洲商人不同,‘三非黑人’(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工作)的目的并非经商致富,而是想瘫痪广州,妄图时间久了能获得合法居住权”。

实际上,这类言论早已不再新鲜,只是情境转换到了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之下。此前,中国发布《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引发争议时,广州的非洲籍群体再度成为焦点,甚至被国人用作抵制和反对上述条例制订的“反例”。

内地人对上述群体如此敏感,不外乎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黑人在广州当地的名声不佳,引起的社会治安问题突出,贩毒、诈骗、强奸、卖淫等违法犯罪活动往往与他们绑在一起,这种矛盾由来已久;其次,大多数内地人对非洲国家的了解就是贫穷落后、冲突不断、疾病横行,对黑人的了解就是“脏乱差”,不注意个人卫生。这些自然会让民众对这一群体抱有负面印象。

上述这些问题本就让广州的非洲人屡成焦点。此次广州“黑人区”有输入性接触感染新冠肺炎的病例,加上之前有非洲籍患者不配合治疗、不遵守隔离措施等行为,更是让广州非洲人群体成了焦点中的焦点。有人甚至在网络上“请政府给百姓一个交代”,呼吁广州政府针对性地展开专项行动,大力整治非法滞留在广州的黑人。

广州黑人群体治理之困

黑人群体治理并非广州的新问题。2017年3月中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的提案《建议国家从严从速全力以赴解决广东省非洲黑人群居的问题》便引起舆论反响。潘庆林在提案中介绍,据各方面的大概统计,广东省的“黑人口”已达50万。当中仅约2万名为合法入境者,其余为非法入境或过期居留,且以每年30至40%的速度增长。

有指多名非洲籍人士在广州遭到歧视和粗暴对待,甚至被房东赶走。(网上图片)

坊间一直流传广州有30多万非裔人士,但广州公安部一直拒绝回应此一说法。2018年的广州官方通报显示,在广州的非洲国家人员共14,963人,而矿泉街道是他们在广州的主要聚居地。因为数据上存在巨大差异,有意见认为广州市在非洲籍群体管理上的最大问题,是不能确定当地究竟有多少非洲籍居留者,特别是不能确定有多少“三非”人员。

但即便如坊间流传的有30万人口,甚至达到50万,对广州这样一个拥有1,500多万常住人口的“超大城市”而言,也只是微不足道的比例。而所谓的“黑人社区”并不确实存在,至少在传统社区的意义上并不存在。那些非州籍居留者只是习惯在特定的时间出现在特定的场合,并从事特定的活动,一切都是流动和临时的,所谓的社区观感,也许就是这种流动和临时性的定格和放大。

对于广州非洲籍群体的有效治理,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将他们纳入中国的社会治理体系,即既要避免因为他们的外国人身份获得“超国民待遇”,更不能因为他们的非洲籍身份,就无端对他们排斥和歧视。

理性地看,广州需要的可能是加强对外籍人员的管理,而非民粹地盲目排斥。比如,如果在内地拥有合法居留身份,那就根据相关法律一视同仁;如果是非法移民,或者有违法犯罪行为,那就依照内地法律,该遣送回国的遣送,该依法惩治的依法惩治。事实上,与大众印象中黑人犯罪率高不同,根据警方公布的资料,广州非洲籍人员的犯罪率(1.68%)与其他外国人的相当(1.65%),并无特别突出之处。

另外,自2013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法》实施以来,非洲人在华签证续签的难度增加,合法居留广州的非洲人尚且遇到重重阻碍,“三非”的处境更加艰难。据当地人介绍,这些“三非”多是很早以前来广州的非洲人,由于混得不太好,签证又过期,回国的费用又太高,在中国还能勉强维持生活,于是偷偷留下来了。疫情之下,相信他们的处境也会更加艰难,内地政府应该及时掌握状况,防患于未然。

上文刊登于第209期《香港01》周报(2020年4月14日)《社区封闭传言背后 广州黑人群体缘何一再“爆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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