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中美舆论战升级　北京为何采取强硬路线？

3月19日，《人民日报》连续第二天发布“对美檄文”。该文言辞激烈，先是回忆美国建国史是一部印第安人血泪史，再痛斥美国大搞假人权、真霸权。文章署名“钟声”。熟悉中美过去两年舆论的人士应该知道，这是《人民日报》部分国际评论文章的专用笔名，过去两年多次出现在中美贸易战舆论争论激烈之时，被中国舆论认为是代表中共高层统一意志的传达。此次署名“钟声”的文章再次接连出现，其传递的信号不言而喻。

与此同时，中美围绕双方媒体争议而持续交火。早前，中国外交部发布声明，将驱逐美国三大报在华美籍记者，同时将对美国在华媒体机构采取更加严厉的限制措施。中国外交部称这是对美方打压中国媒体驻美机构行为采取的反制措施。

3月份，美国宣布为了在双边关系中寻求对等原则，将驱逐中国在美记者60人，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记者会上指，美方甚至不考虑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那些记者购票困难等问题，无论中方怎么协商都坚持强制要求中国记者在3月13日前离开美国。

近期中美之间的恶语相向并非孤立事件，实则早从两年前的中美贸易战甚至更早之前就开始了。两年前的同一时间，美国宣布对从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随后中国宣布反制，从而开始了漫长的贸易争端与磋商。在2019年末中美刚刚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之后，2020年初的这一互相驱逐记者事件，只是中美博弈在全方位展开的一个缩影。

不简单的反制声明

外界认为此次中国外交部的反制是因为日前美国大规模驱逐中国记者，其实这只是一个导火索，无论是从中国外交部发表的反制声明来看还是留意近来中美之间的隔空互呛，就知道此次的驱逐事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行为。

那则反制声明头一句便是“近年来”，美国如何如何打压中国在美媒体机构，并列举从2018年到日前的驱逐事件。可见，至少在中方的认知中，美国早在2018年末要求有关中国媒体驻美机构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就已经有向中国进行舆论宣战的准备。

再看整则声明，除了向外界传达中国是被动应对这场媒体运营冲突，还宣布了三条反制措施，即：

第一，针对美方将5家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列为“外国使团”，中方对等要求“美国之音”、《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这5家美国媒体驻华分社向中方申报在中国境内所有工作人员、财务、经营、所拥有不动产信息等书面材料。

第二，针对美方大幅削减、实际驱逐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员工，中方要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年底前记者证到期的美籍记者从即日起4天内向外交部新闻司申报名单，并于10天内交还记者证，今后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继续从事记者工作。

第三，针对美方对中国记者在签证、行政审查、采访等方面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对美国记者采取对等措施。

从以上条款可以看出，在每一条反制措施之前，都有一句“针对美方XX”，中方对等要求XX，无论是从措辞还是文本格式，这分明就是一个反制清单。

此外，这份声明更明确的点出美方有关做法是“专门针对中国媒体”，是基于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如果美方一意孤行，错上加错，中方也必将采取进一步的反制措施。”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外界的不知不觉间，中美的舆论战已经擦枪走火，且有进一步加码的可能。这大概也解释了“钟声”再次现身的原因。

驱逐记者事件前的小风波

事情并非没有征兆。在2月美媒《华尔街日报》刊发一则辱华文章且拒不道歉触发中国以驱逐该报3名在华记者作为惩罚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即在Twitter上称要求中国尊重言论自由，并同时宣布将限制四家主要中国媒体驻美人数，上限从目前的160人降至100人。

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华春莹旋即在Twitter上反驳蓬佩奥所谓的寻求对等言论，抛出美国早就在2019年就暗中对中国记者“动手脚”，并意味深长的宣称“美国既然宣布游戏开始，中国必将奉陪到底。”

其实，所谓的《华尔街日报》辱华文章风波不过是个由头罢了，中美之间早就有了秘而不宣的暗中博弈。当前以新冠肺炎病毒源头在中美之间所引发的争议才是这轮中美舆论战的新话题。

在新冠肺炎疫情尚未在全球有如此燎原之势时，蓬佩奥就曾多次使用武汉病毒试图将这场疫情与中国联系在一起，这引发中国新晋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坚的反驳，在推特上转载一则 “美军在2019年军运会期间将病毒带入武汉”的说法。赵立坚与蓬佩奥的推特论战吸引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前来助阵。

就在美国驱逐中国记者之后，特朗普在其推特上首次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引发中国舆论的反对以及世卫（WHO）的纠正。但特朗普的这一言论在欧洲得到贯彻，引发排华情绪。网友有视频显示，英国的一些青少年对中国留学生进行言语辱骂与人身攻击。

中国如何迎接这场舆论战

其实中美的舆论较量，总体来看，中国的官方外交反击较为强硬也更为坚决。以刚刚走马上任不久的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坚为代表，其在社交媒体Twitter上的发言远比其正式出席中国外交部新闻发布会的语言更激进。在一些反华舆论上也更加具有反驳意识与技巧。不过，这仍然难以掩盖中国舆论战在西方世界“失声”的隐忧。

从过去的新疆、中美贸易战、香港修例风波等事件上，近几年中国外交系统开始积极行动，在中美之间的舆论较量上通过频繁在当地媒体上撰文，参加电视节目，积极发声。就如此次美国政府官员乃至一些媒体在新冠肺炎疫情上对中国进行批评，中国外交系统官员则快速在社交媒体上回应。

不过，在媒体话语权层面，世界话语权一直被西方媒体掌握，甚至在中国自己的话题上，中国庞大的官方媒体也没有话语权。且不论特朗普政府在这轮风波中依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FARA）颇令中国影响最大的官方媒体机构新华通讯社、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中国日报》发行公司，以及《人民日报》发行商美国海天发展公司等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并削减60名雇员——其中的中美博弈和冷战色彩，单纯说中国官方媒体对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报道在西方世界所引起的负面反应便值得反思。德国之声在《华丽转身? 疫情下中共的大外宣与大内宣》一文中认为中国官方媒体所释放出来的信号是中国急于透过营造胜利氛围来重新稳固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同时在国际间建立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领导者”的形象。这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西方世界的观感。

事实上，中国政府在塑造“大外宣”的媒体力量上着力最大，从成立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到斥巨资支持海外设立诸如侨报等当地华文媒体，再到在纽约时报广场播放巨幅媒体广告招兵买马扩充央视和新华社的影响，可谓不计成本。2018年3月份，中国政府重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同时合并三大电视广播宣传平台——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成立对外统一呼号“中国之声”的广播电视媒体巨无霸，即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接受中宣部直接管理。不过，目前看来，其处境之艰难仍然是很明显的。

当然，这种处境困难取决于国际政治的“大环境”，但其自身的运营能力也值得检讨。在此次五家中国媒体在美国被限制之前，俄罗斯也曾遭遇电视节目停播，但是它的运作较中国媒体成功许多。

令美国政府“胆寒”的俄罗斯媒体今日俄罗斯美国电视台（RT America）因为在西方媒体垄断格局中撕开了一个缺口，让俄罗斯的声音开始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而被封为打破西方世界话语权垄断的标杆。2017年年底，国际市场调查机构IPSOS进行一项有关电视新闻收视的调查显示，相比2015年，在38个国家中，每周收看RT节目的人数激增36%，由7,000万增至9,500万。单是在美国，每周收看RT节目的人数增长逾三成，由800万增至1,100万。互联网方面，RT在YouTube的订阅人数多达245万，数字相当可观，虽然少于CNN的326万，但多于BBC的224万和彭博通讯社的不足90万。

《多维新闻》曾总结了今日俄罗斯的成功之道。其一是目标明确，通过强有力的宣传输出，发出俄罗斯的声音，打破西方的话语垄断，毫不掩饰甚至不惧怕与这些“敌人”对垒较量；其二，媒体精英同投资者及政府机构全面结合，小资本、分散化运作，同时在国际化、年轻化以及专业化方面下功夫，吸引了诸如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Julian Assange）和CNN王牌主持人拉里·金（Larry King）的加盟；其三，顺应技术裂变时代的传媒趋势，采取了本土化内容与互联网应用相结合的“走出去”策略。

所以说，中国媒体声音走出去需要做的还很多很多，靠那些自我培植起来的统战工具——“假外媒”打入西方世界生活中——显然是不可能的。

当然，让世界认识中国、改变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也不能仅仅依靠中国政府行为——往往，这是一种最为令人反感的行为，中国民间社会的真实表达往往较官方行为更令人容易接受。但事实上，一方面中国政府设置的无形之墙“网络防火墙”自我隔绝了大部分民间交往，让这种低成本却最自然的交往成为一种不可能或者“奢侈”，人为地破坏了世界认识中国的可能；另一方面，长期浸染在中国官方塑造的信息环境中，信息的不对称造成的隐患难以估量，如果最后的结果是制造了更多网络高墙之内的自嗨者的话，民间的民粹主义鼓噪、民族主义膨胀，只会刺激西方世界与中国产生更大的疏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