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港版二二八”舆论发酵　历史伤痛不该成为政治提款机

香港西贡区议会3月3日召开大会，提出动议将区内两处公园命名为“周梓乐纪念公园”和“陈彦霖纪念公园”，称以此纪念两位在反修例期间过世的香港青年。后来陈彦霖母亲出面表示反对，且其他议员在会议上批评此举是在“吃人血馒头”，该动议最终被搁置。

据提案者泛民派区议员柯耀林的说法，他是希望参考台湾“二二八和平公园”的做法，建议将公园以“周梓乐”和“陈彦霖”两人命名，借此“不欲遗忘两位同学的离世”，并逼使香港政府还原事件真相。

事实上，不只是此次的公园命名事件，早从香港反修例期间，凡是有参与者与反对派人士受伤或离世，但真相尚未水落石出之前，香港和台湾许多媒体经常轻易将之冠上“港版二二八”的帽子。甚至有论者称香港正在重演台湾的二二八事件，是台港对抗中共的“梦醒时分”云云。除此之外，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在今（2020）年2月28日遭到港警拘捕，许多媒体也立刻以“港版二二八”下标加以报道。

台湾的二二八事件发生于1947年，当时台湾甫脱离日本殖民统治两年时间，由于两岸社会发展的落差，加上国民党官员在台湾贪污腐败，遂以查缉私烟案为导火线，引发台湾民众反抗国民党政府的一场运动。事件在国民党政府镇压后，随之而来的朝鲜战争，由于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国民党政府配合美国在台湾发起“白色恐怖”，许多左翼人士遭到刑杀或关押，二二八事件在往后的戒严时期成为一个禁忌话题。

当台湾党外民主运动兴起后，为了对抗国民党政府，二二八事件不只重新在历史的迷雾中被挖掘出来，复因为政治需求，又将该事件进一步简化为“中国人欺负台湾人”的历史叙事。及至李登辉上台之后，再加上后续民进党执政，经过分离主义的加持，“二二八”从反抗国民党的象征，进一步被上纲为拒斥中国的政治图腾。在民主化过程之中，台湾政治人物虽称“二二八”带来了族群和解的反思，但不少实际作为仍将“二二八”作为“政治提款机”，诉诸敌视与仇恨，反而加深了台湾社会内部的对立和撕裂。

而这套“二二八”叙事，在“台港想像共同体”的推波助澜下，也隔海传播到了香港。在中共面前，台独派和香港反对派无不认为自己是被中共压迫的“受害者”，从而在简化和曲解历史的情况下，移植台湾的“二二八”论述，套进香港社会的“受害者”情境里，试图营造出台港从历史到今天都不断受到压迫的图景。在这个过程中，别有用心的政客当然会利用历史来炒作，挑动民众的愤怒情绪，借此获取一党一己的政治利益。

历史最终沦为了政客的工具。台湾的二二八事件，如果放回历史的脉络来看，首先应该理解到当时两岸是处于统一的状态，台湾的问题是中国近代史的一环。1947年正是整个中国的“转折年代”，不只是台湾，大陆各地都发生了各种反蒋运动，二二八并非孤例，更深层的来看，其实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之争在台湾的缩影。

其次，正如去（2019）年11月病逝的二二八参与者（谢雪红“二七部队”敢死队长）陈明忠先生所言，当时台湾的热血青年，并未因二二八而走上台独，而是对“白色祖国”（国民党）失望，改为寄希望于“红色祖国”（共产党）。许多台湾知识青年因此认同左翼理想，不少人加入了中共地下党，也才有了之后国民党白色恐怖对左翼人士的镇压。

再者，二二八事件的发生，既有其在中国视野之中的普遍性，亦有在两岸历史里的特殊性。1945年台湾光复之前，台湾受日本殖民统治长达51年，两岸无论官民都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不理解，也是引发二二八事件的原因之一。然而，这场以冲突形式展开的运动，事实上也隐含着另外一面的意义，亦即当时省内外人士正是因为看到了隔阂所产生的鸿沟，从而不断呼吁应该增进理解、信任与融合，受人敬重的台湾作家杨逵在当时就是一面大旗。

因此，历史需要辩证地来看，只看到一面而避谈另一面，不只是出于无知，有时候更是断章取义用以服务于政治所需。二二八事件就是一面镜子，“省籍冲突”或“中台对抗”只是流于表象的解读，这场动荡反而更为深层地体现出中国近代历史的脉络，也才能借此认识事件的完整性。它既是民族的历史伤痕，也是内部得以省思、进步、走向团结的一个重要契机。

香港的政治人物在大谈台湾二二八事件时，不该只看到台湾政客为了动员民粹的解读，更应该看到这个事件经历了73年漫长的时间沉淀，香港能从两岸关系之中得到什么正面的启发。台湾正是把历史政治化，弃真相于不顾，从而让政客年年当作政治提款机，形成了套在社会头上的紧箍咒，只要咒语一念，社会随之纷扰对立不休。香港当然可以谈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但它应该是促进香港社会弭平撕裂的借鉴，也是官民之间可能重建信任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