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大V兔主席：从体制和社会文化 中外抗疫孰优孰劣？
新型冠状病毒（武汉肺炎）疫情持续，近来在韩国、日本、伊朗、意大利都有爆发之势，引起了全球舆论关注。
内地大V任意以网名“兔主席”，在修例风波期间点评香港局势爆红，他近日刊文分析，不同体制在遇到重大问题时的反应机制不同，从制度、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许多方面，中国应对此次疫情都较他国有优势，当然也有不利的地方。
以下是文章节选，《香港01》获公众号“兔主席”授权转载：
一、基础条件和公共卫生意识
首先是人口生理基础不同。不同的人口对病毒的适应性、免疫能力不同。欧洲人把疫病带到新大陆，杀死大量印第安人。中国人有可能对与野生动物为宿主的病毒（包括各式流感、冠状病毒等）抵御能力更强，中国人在历史上接触、使用野生动物更多，有某种获得性免疫。中国的流感致死率非常低，这包括将中国港口城市与东北亚及印度港口城市横向比较。1918年大流感，伊朗死亡人数在90万到240万之间（是其人口的8~22%）COVID-19对不同人口群体的打击也有可能不一样。
其次，人口居住、聚集方式和卫生习惯不同。城市化程度愈高，越容易传播疫病，中国有大量人口集中的大城市，美国则人口密度较低，大量人口居住在城市核心区外的郊区。即便是超级大都市，人口的绝对数量也显著低于中国。在这方面，中国是属于劣势地位的，中国大城市的人口聚集方式及密度并不利于疫情防控。不过，国外小区大多是街区的一部份，不会彼此区隔和封闭，中国的住宅区大多是封闭或准封闭住宅区，在疫情之下，中国的这种封闭式小区极其有利于社区网格化管理。但是，中国大众平均卫生习惯不算太好，一些陋俗如随地吐痰等，以及厕所与排污基础设施落后，会极大增大传播风险。
再者，在医学知识及与传染病相关的公共卫生意识上，中国有来自沙士（SARS）和肝炎的经验。没有疫病经历的国家也就缺乏响应机制，中国乃至世卫（WHO）的应对体系都是在沙士后建立起来，如果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应对机制肯定落后。此外，医疗资源及基础设施的不同、经济基础及经济组织方式，以及社会观念及传统组织方式，也会影响抗疫表现。
二、新经济及其他建立在其上的基础设施
这是中国要展现优势的地方。2020年的中国，有许多本来意想不到的抗疫“禀赋”、“基础设施”。这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
例如，手机支付的普及绝对可以极大帮助对新型冠状病毒的防控。在绝大多数国家（甚至包括德国、英国、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仍然需要使用纸质货币或硬币来完成绝大多数交易，而且信用卡支付也涉及人传人物理接触。中国社会则已经全面普及手机支付。
餐饮外卖的普及也是一项重大的防疫基础设施。它一方面可以最大化的减少人际互动及其带来的疫病传播风险，同时还能最大程度的保持餐饮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经济互动。电子商务的发达是中国抵御疫情的又一利器。许多购物可以在网上发生。商户可以继续销售，消费者可以继续采购。人与人的接触点减少。这在最大化人群聚集及最大化维持零售经济运行之间找到了最好的配合点。这些在其他国家和社会都是不可能想象的。
另外还有流动互联网生态的发达（从基于互联网的游戏、影音盒子到各式的社交平台），中国是一个互联网大国，在全球引领创造最新的互联网生活方式。疫情之下，这些方式都可以帮助民众“宅”起来，以更好的心态、心情从容应对疫情。从这角度看，中国比意大利北部城镇及伊朗圣城库姆（Qom）条件要更好。
疫情之下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就是停课停学对青少年儿童和学生群体的影响。其他条件相等下，网上教育能力越强，抵御风险的能力越强。中国是一个网上教育大国，基础设施本来已经非常成熟，包括公立机构在内的大多数机构都可能在短时间转向网上教育。2020年的疫情只是对全民的又一轮网上教育普及热潮。更多的教育机构及家庭全面体验了网上教育，更加拥抱网上教育。无数的网上教育机构也会通过这次疫情的磨炼，修正和改善自己的营运。这在大多数国家和社会恐怕都是不具备的。
另一方面，是应用科技手段对患者旅行及互动轨迹的检测。如何很好的确定一个感染者的接触史？当然要依赖对他的访谈及回忆。但除此之外，还可以利用各种基于流动互联网的手机应用程式。支付记录、旅行记录。最低限度，这些记录也可以帮助患者本人回应。有关部门如果从公共卫生角度出发，获得更详尽的记录（包括公共场所闭路电视画面及人脸识别），都可以帮助发现和确定流行病学接触史。在缺乏这方面科技基础设施的国家或社会，这都是不可能的。
三、大国优势与金融体制
疫病防控领域的医疗研发是不得不考虑经济效益的。中国拥有极大的人口基数，研发出一个疫苗，一个治疗方式，就是造福14亿人甚至更多。这就是规模效应。因此，只有中国医药机构（包括公立机构与私营企业）有十足的动力去投入资源应对疫病。这种优势被资本市场看得非常清楚，因此相关概念企业在A股受到追捧。这种规模效应是伊朗、韩国、意大利乃至日本都不具备的。
还有，制造业大国的优势就体现出来。防疫其实就是打仗，只是这时生产从大炮坦克军舰转化成为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中国是世界的制造工厂，在这个领域有绝对的优势。中国不但能够生产自己所需的防护用品，还能为世界而生产。
此时，一个社会的金融能力，指的是在金融在对抗疫情时能起到的支持作用，是否能够有利于维持经济正常运行，提供必要的纾困，定点扶持战略性产业/行业（包括与抗疫相关或国计民生相关的行业）。金融能力涵盖整个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宏观市场、一级及二级市场。核心所解决的问题是，短期遇到困难的企业是否能够获得足够的金融支持。
资本市场的积累和深度固然非常重要，但关键时刻国家的政策扶持也非常重要，包括一揽子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金融监管机构是否能够及时提出金融支持政策，帮助受到疫情冲击较大的企业（例如零售餐饮、中小微等），或在抗疫战疫方面有重要战略价值的行业企业（例如医药、基础设施、物流、电商、在线教育等）获得金融资源。
此时，需要适当通过“看得见的手”进行金融资源的分配，而不能光依赖社会慈善。这方面，中国的金融体制应该算是个优势。
四、地理换空间的可能性
一个国家的地方越辽阔，且人口相对分散，拥有地理区隔，就越能应对疫病。对于拥有5,000万人口的韩国来说，COVID-19是一个全国性事件。对于拥有6,000万人口的湖北及14亿人的中国来说，COVID-19更多的是一个局部事件。诚然，中国会担心COVID-19扩散为波及14亿人口的全国性事件。但毕竟广大的地域摆在这里。只要相对及时地进行人流控制，就可以将疫病控制在一个省。
这个时候，全国所有地方都成为这个省的后援。同时，也一定会有一些受到影响较多的省份（例如广东、浙江、河南），但也一定会有一些影响波及不大的省份。整个中华大地都是抗疫的战线。如果说湖北是一线，广东浙江是二线，那么其他地方就是三线和四线。中国将湖北“封省”，并将几十个省份的医疗队外调入湖北支援时。对于大多数国家和社会来说，这都是不可想象的。
五、“另类医疗”（alternative medicine）的系统/显著存在
在西医体系里，中医就是“另类医疗”。在关键时刻，特别是在医疗资源紧张缺乏时，中医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中医就是整个大的医疗体系包括分级分诊治疗体系的一部份，它可以为轻中症状者提供必要的援助；它既可能有症状缓解，也可以起到必要的安慰剂作用，对于缓解整个医疗体系（最重要的资源将导向重症、危重症群体）所面临的集中压力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时它还有几个好处，一是成本更低，二是因为它特定的理论及认知体系，以及主要导向轻中症者或西医完全放弃治疗者，更不容易形成医患矛盾。
这时，从公共卫生的角度看，不要在单个病例上去考虑中医的实证成效，而是试想如果完全不存在除西医以外的医疗手段的话，医疗体系会面临多大的压力。它其实是需要人口群体有非常高的医疗知识水平及心理能力的。大多社会的人口都没有这样的能力。
六、政治／政府体制
举国体制在集中资源应对疫病方面会有明显优势。中国是典型的“大政府”，政府拥有巨大权力，但同时也对民生负有巨大的责任与义务，权力和义务基本对等。
当把幅员辽阔、制造业资源禀赋丰富、规模效应显著之类因素考虑进来后，就会发现“大政府”（或“无限责任政府”）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疫情之下，是有其他社会所不可想象的突出的防控能力的。这与只掌握有限资源的“有限责任政府”（包括意大利、日本、韩国等）完全不同。
其他国家政府所要思考的是如何协调中央／国家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如何调配有限的财政资源，如何组织、动员及约束国内公营私营机构及公民的行为，以及执政党如何在复杂多变不确定的环境里找到对自己短期最有利的位置。
中国政府考虑的则偏长期及宏观，长期在于，要考虑政策对执政党及领导者长期的、历史性的影响。宏观在于，考虑的是“大象”奔跑的方向问题，要在严控疫情及维护经济生产及社会秩序之间找到平衡。“既要又要”，既要防控，又要抓经济。要避免官僚体系带来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大像要避免鲁莽地奔跑而撞墙，必须学会优雅起舞。
中国和外国考虑的完全是不同的东西。差别其实可以通过企业或机构的组织方式来理解。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更像一个高度军事化、集中组织与管理的企业，依赖自上而下、庞大的官僚层级体系进行管理。而外国可能更像分权的、分散、松散的合伙人或加盟体系。
两种体制在遇到重大问题时反应机制当然不一样。当疫病严重性（传染性及致死率）达到一定程度时，需要军事化的非常态的组织应对，中国体制的优势会很明显。其他国家甚至根本无法效仿。
但如果疫病并不是格外严重，甚至处在某种社会可以容忍、默许的范畴之内（“温水煮青蛙”里的“温水”），则庞大、强力的中国举国体制就会觉得不那么得心应手，总觉得难免有点用力过猛，杀鸡用牛刀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