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基层治理面临“大考”　防疫手段不应没有边界

据官方消息，湖北地区的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感染人数已经实现了“14连降”，即便是重灾区湖北省，目前每日确诊人数也与之前相比有了明显下降。
可以看到，在疫情中期，内地从上至下采取的严厉防控措施成效初显，北京也已经调集全国各地资源加大对重灾区湖北的支援。

受疫情影响，内地各地推迟复工复学，往年在农历新年结束之后的返程高峰并没有出现，这与各级政府采取的行政手段安排分不开，正因此，人员流动对防控疫情造成的压力得以缓解。尽管感染人数上涨的速度放慢，截至当前，7万的全境感染人数数据依旧预示着疫情的凶险，必然要求防疫手段顺着体制动员到每一个基层角落。

农村地区、基层治理是整体疫情防控中最薄弱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在互联网上流传着各种农村“硬核”防疫手段，为了减少人员流动，堵路、封门以及张贴十分口语化甚至略显夸张的标语等措施屡屡出现在各地农村街头，以此引起农村地区居民对疫情严重性的重视。

农村之所以成为整体疫情防控的薄弱环节，主要也是因为，防疫意识在真正动员到农村居民之前，需要经过多次强化宣传。武汉在1月23日就已经决定封城，而农村地区真正实施严厉防控已经是1个多星期之后的事情。

由此可见，农村地区更依赖于基层管理者的防疫措施。在个人层面，对于一场系统性风险的认识要远远落后于城市，这也是农村防疫的巨大挑战所在。

对于这些农村防疫“硬核”手段，网民中支持者众多，但也有人提出质疑，将道路截断、强制封闭住户大门是否构成了违法行为。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樊鹏在接受《香港01》采访时对于农村的“硬核”防疫措施表达了他的观点，他认为由于农村地区人口基数大、地域分布广，且由于本身资源条件差，一旦疫情蔓延会有较大风险，所以，从资源保障的角度上，农村地区确实是防控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采取一些“硬核”防疫的方式有一定必要。为了千方百计稳住基层，稳住人流，这也是万不得已的方式。

在樊鹏看来，堵路是整个防疫过程中产生的“次生灾害”，不是主要矛盾，此时的主要矛盾依旧是稳控人口。总的来说，中国利用基层的组织力量这方面还是做得不错，公众也普遍非常理性，配合的很好。

为了最大限度阻断人员流动导致疫情扩散，基层防疫中不得已采取一些非常规做法，特殊时期也可以得到极大部分公众的理解，但是，在具体操作层面，也会有些防疫过度的行为发生。

官媒《人民日报》旗下帐号“侠客岛”近日发表题为《打着防疫的旗号，就能为所欲为？》一文，直指在防疫过程中出现的执法乱象。侠客岛在文中的列举的事实包括，湖北孝感，1家3口正在家中打麻将，遭防疫工作人员闯入，不由分说便拿起麻将就摔，双方爆发激烈冲突。

无独有偶，江西丰城，一名教师因为在空旷无人的小区跑步没戴口罩，结果被强制隔离14天之后，还被单位处分。工作人员根本不听他的辩解，尽管这“辩解理由”是钟南山的权威说法——“在家中和人流不密集的地方不需要戴口罩”。

防疫期间，极大多数公众对地方政府采取的严厉管制手段表示了理解，但以上案例的发生也逐渐带来了争议。有批评声音认为，防疫工作人员借由疫情滥用职权。“侠客岛”则批评称以上类似事件是一种野蛮操作、粗暴执法。从整体来看，疫情防控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这更是一次社会危机管理，考验着社会的整体运行机制。

疫情防控也暴露出了一些基层治理中的问题，正视这些问题，是后续提升治理能力的关键。即便疫情之下，防疫也应该有边界。经历了2003年沙士疫情之后，中国政府吸取教训建立了覆盖省、市、县3级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这也是钟南山院士在疫情初期面对媒体时说出中国不会重蹈非典覆辙的底气所在。非典之后建立的疾病防控机制体系，在这次大规模疫情爆发时才真正的得到全方面检验 ，尽管比之于17年前，防疫有了一定的体系优势，但依旧存在很多短板以及需要反思的地方。

2019年10月底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题，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在召开疫情防控会议中强调，本次肺炎疫情是对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在这次疫情中暴露出的治理问题，更是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反思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