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加油”胜于“风月同天”？ 文化的歇斯底里能有多荒谬
疫情当头，雪中送炭最是可贵。2月初以来，日本地方政府与机构便相继为武汉送来捐助物资，不只行动迅速，也诚意十足，每个物资箱上都贴了诗词：“岂曰无衣，与子同裳”、“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引经据典之余，更显中日交流的历史纵深，堪称国际援助最暖心范例。
然而这本是美事一件，但大陆的舆论、学界与官媒却相继发出“灵魂拷问”。首先是“论读书的重要性”等图刷爆了朋友圈，其大意是调侃日本对中国古诗如数家珍，反观央视与人民日报却只会说“武汉不哭”、“武汉加油”，显得不如日本有文化；不久后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韩晗也发表文章《为什么别人会写“风月同天”，而你只会喊“武汉加油”？》，表示“我们的修辞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若再不创新，中国人几乎丧失了会说话的能力”。
紧接著，就出现了反对声音，例如《长江日报》在2月12日便出了篇网络爆款文《相比“风月同天”，我更想听到“武汉加油”》，提出：“我听到14亿颗心灵碰撞的声音，这让我瞬间感受到，我是置身在一个宏伟的集体之中，这个集体有一颗强大的灵魂”，文章甚至还称，“‘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写诗的灵魂，要经历磨难，感受磨难，才能使语言经历洗礼”，引发网民抨击，该文现已紧急撤下。
事到如今，焦点已从物资捐赠变调为“中国与日本到底谁更有文化”、“中国为何不如日本有文化”，甚至引爆“风月同天”与“武汉加油”两派支持者论战。往复之间，不仅日本尴尬，也意外使中国的文化精神隐忧暴露殆尽。
疫情下的诗词外交
若由日本本身的文化传统观之，其打从平安时代开始，便有赠物附诗歌的传统。而此次举措，无非就是其本着自己的文化习惯，在行国际援助之余，善体中日文史脉络，故能在风霜满天时，暖手又暖心。
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为例，其出自《全唐诗》的《绣袈裟衣缘》，作者则是崇敬佛教的日本长屋王。当年其命工匠造千件袈裟，布施唐朝僧人，件件都绣了四句偈语：“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鉴真和尚得知后大为感动，遂东渡日本，弘扬佛法。上述记录虽未必符合史实，却足见中日文化交流之盛，也体现汉字文化圈的长久羁绊。
无独有偶，日本NPO法人仁心会联合日本湖北总商会等四家机构，也向湖北捐赠3800套杜邦防护服，包装纸箱上就附有“岂曰无衣，与子同裳”，乃出自《诗经·秦风·无衣》；舞鹤市驰援大连的物资上，则贴了：“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是出自王昌龄的《送柴侍御》；富山县给辽宁省的驰援物资上，则贴有“辽河雪融，富山花开；同气连枝，共盼春来”这首原创中文小诗。上述举措既尽到援助义务，也有外交与宣传效果。
此次诗词外交之所以能成功，一是日本本身的诗歌文化相当丰富，并有赠诗传统；二是其深知中国为汉字文化圈的核心，故而在诗词上能收心领神会之效。但这恰恰也是引发此次争议的原因－日本诗词用得太好，结果意外暴露中国自五四以后不断失血的文化伤口。
“风月同天”何以成了“不共戴天”
此次事态之所以白热化，在于不满“武汉加油”被当成中国没文化的铁证，而选择正面对决硬杠者，过于急切要证明自己的论点，结果举例失当，不仅贻笑大方，还产生了高级自黑的效果。例如《相比“风月同天”，我更想听到“武汉加油”》便提到：
“抗日战争的年代，多少诗人、诗句，抵不过毛泽东同志的一篇《论持久战》。”
以上可谓完全举错了例，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全文近五万字，且当中不乏“机械论”等哲学用语，绝非一般人能秒懂的文章，倒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敢教日月换新天”等诗句才更脍炙人口。
此外同篇文章还意外扯上“奥斯维辛”，更讲得不清不楚，导致许多读者误以为作者将武汉比做“新的奥斯维辛”，自然愤怒不已。其实《长江日报》本能用持中的角度，写出一篇平衡自贬与崇外风气的好文章，没想到却硬捧武汉加油、引据失当，反令对立风气更加严重，社会也因此更加歇斯底里。
由历史角度观之，革语言的命无对错可言，但我们也需正视自己付出的代价－那就是在普及文化的同时，被迫与部分传统断裂。平心而论，有多少人能真正做到文白互融，写出天然去饰、直指人心的作品？不少人仍陷于邯郸学步的困境，进退失据，接着就是原地打转。党八股那些生硬堆砌的文句，不正是调和失败的典型范例吗？
自五四以来，中国社会底层精神崛起，逐步挑战上层势力，知识分子话语权不再，传统文化也因而丧失统摄力，沦为被革命的对象。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乡土革命文学成了新主流，中国的政治语言也在“不断革命”、“阶级斗争”等主旋律下，日渐青春化、底层化，甚至无可避免的民粹化。
而当传统文化秩序被革命颠覆后，文化看似已成功大众化和民主化，实则日渐激进、空洞，这种文化激进主义走到极致，便成了文革。然而随着文革的评价下降，社会风气似乎有所变化，但传统文化的角色却依旧尴尬，一派人仍视其为腐臭糟粕，一派人则将其捧上神坛高位。这两种情绪无关对错，但问题是社会对此缺乏中庸的调节力道，于是双方渐行渐远，各自走向形式主义的极端。时至今日，这道革命伤口仍刻在中国人心坎上，此次诗词事件便为案例。
韩晗教授认为“武汉加油”代表中国修辞与审美的堕落，并列举“全面推进”、“切实抓好”等党八股式用词加以批判；龙应台则将战线扩及文明层面，认为“武汉加油”是整个中国社会集体心灵贫乏、粗暴所致。果不其然引发强烈反弹，许多网友开始把“风月同天”打成“风花雪月、布尔乔亚式的封建骚客之语”；相比之下，“武汉加油”则成了十四亿人民的集体共振。
然而综观两边的论点与依据，其实各有荒谬处。吹捧“武汉加油”者，用据失当；而认为“风月同天”胜出，并借此自贬中国没文化者，则首先就没厘清状况：“风月同天”是日本人说给中国听的外交话，这种诗词外交中国过去做得够多了，例如2014年习近平访问首尔大学时，便在演讲中引用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以期中韩关系迈入新境界；此外日本应对国内赈灾时，政府说的也多是“加油”二字，这点与中国的“武汉加油”并无二致，原因无他，简洁有力，共凝士气。
且光凭此次诗文事件，未必就能证明日本的古文程度压过中国。原因在于，这些古诗词大多出自在日中国人：例如“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由在日中国留学生建议印上；“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源自恰好在舞鹤市港口振兴国际交流课参访的中国员工；“辽河雪融，富山花开；同气连枝，共盼春来”则出自富山县经贸联络官孙肖。换句话说，日本虽有赠诗心意，但还是请教了中国人，一来是想避免误用闹笑话，二来也是希望能更妥适地传递心意。
革命后的中国文化界，至今仍未走出不断斗争的革命语境。故而有人看到“风月同天”就自卑，进而掀起一阵“自己没文化”的反思朝；有人则一见反思就要斗争，并认为“武汉加油”才是语言的最高境界。逝者已矣，来者可追，真正的文化人，应可视不同语境与场合，自如运用不同风格的语言。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面对日本时不妄自菲薄，也在讨论文化议题时不歇斯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