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台学者：疫情凸显中共治理模式缺点

武汉肺炎疫情持续延烧，而自武汉开始，大陆各地采取多种方式试图降低疫情传播的可能性，然而以目前的状况来看，疫情距离真正降温仍然有很大距离。
对此，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王信贤认为，这场疫情凸显了当前中共治理模式的缺点。

据“中央社”报道，长期钻研中国大陆社会与两岸关系的王信贤表示，中共此次的防疫手段，长期以来用来“维稳”的体系几乎未曾派上用场，加上领导人的集权模式，让中共的治理缺点浮现。

王信贤认为，中共常提及“治理能力现代化”，但面对防疫，包括设计用来维稳的社会信用体系、以及天网工程，对于协助防疫几无帮助可言。

王信贤分析，习近平应该早就获悉武汉当地的肺炎疫情，但当时有更为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也就是美中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等事项。因此，当疫情状况尚属模糊之时，武汉疫情也就没办法排上习近平的首要考虑，这也跟中共当前的集权模式有所链接。疫情延烧至此，最重要的是中共体制上的问题。

王信贤表示，从2019年香港的反修例风波开始，中国大陆对台湾社会来说，已逐渐失去吸引力；而武汉肺炎的疫情更凸显出中国大陆的体制问题，对台湾来说，中国大陆连社会人权与民众健康都保护不了，怎么吸引台湾民众。

另一方面，曾经任职北京清华大学中法研究中心、现于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服务的学者柯蕾（Chloé Froissart）认为，此次武汉疫情的扩散，暴露出中国大陆内部目前存在的3大问题，分别是贪腐、对于维稳的痴迷、以及对信息的控制。

柯蕾表示，除了存在已久的贪腐问题，中国大陆对维持“社会稳定”的痴迷，同时也就是在维护党国的形象，造成事实被隐匿；再加上信息被控制，如此一来，媒体几乎都成了中共的发言人。加上管控社群媒体的企图，也在杜绝谣言散播的借口下一览无遗。即便中国大陆用封城、用无人机等方式提醒民众赶快回家、甚至是短时间内盖了两幢医院，但柯蕾认为，这些只不过是毛泽东式的造势活动。

时至今日，该如何让疫情传播降速、将疫情处在可控制的状态，已不单是中国大陆、而是全球性的重要课题。然而，若能在疫情尚未大规模传递之时，就能够有效、快速并透明化地处理，或许也不至于发展到现在的地步。中国大陆本身确实应该借此契机，重新思索自身的治理与官僚模式，也才能够打破外界甚至许多大陆民众的质疑，并降低未来发生类似事件的机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