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非常时期两开常委会　中共高层传递四重信号

上周一（2月3日），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七名常委再次召开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这是中共最高权力层时隔十天就武汉肺炎疫情召开的第二场对外公布的专题会议。上一次会议是在1月25日，中国农历新年第一天，研究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成立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挂帅的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中共最高权力层，在春节期间，十天之内两度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当中反映极其重要的抗疫信号。

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是中共党内高层中保密性极高的会议，很少及时见诸于公开报道。上周的会议听取了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和有关部门关于疫情防控工作情况的汇报，研究下一步疫情防控工作。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讲话中称，这次疫情是对中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要求总结经验、汲取教训。

十天两开会非同寻常

在中共的政治运行规则里，政治局常委会召开的会议是最高层级会议，通常情况下不会公开，被及时报道的更是少之又少。查阅资料可知，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过去八年，及时公开报道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仅有15次。其他时候，“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只是被“提及”，散见于介绍中央文件的报道、对人事换届等重大事务的综述中。

把时间轴往前拉，2019年、2017年和2016年，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都是仅有一次及时的公开报道，内容都是听取五大党组（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最高法、最高检）工作汇报，听取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2018年和2015年均有三次及时的公开报道，除了听取五大党组和中央书记处工作汇报外，2018年的另外两次分别是研究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编制，以及听取当时轰动全国的长春长生公司问题疫苗案件的调查和问责汇报；2015年则是关于“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事件和天津港爆炸事故。

2014年仅有一次及时的公开报道，会议的内容是研究云南鲁甸6.5级地震抗震救灾。2013年有两次，一次是部署四川芦山抗震救灾工作，另一次则是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而在2020年开年仅仅一个月余，就已经召开两次常委会会议，且主题都是研究应对武汉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其重要性和紧迫性可见一斑。

梳理及时公开报道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可知，会议主题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从2015年开始的常规议程，即听取五大党组和听取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报告，中共十八大以来，共有六次常委会会议属于这一类型；第二类则是围绕当时的重大战略部署而专门召开的会议，2013年4月25日召开的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会议，2018年2月22日听取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编制情况的汇报，属于此列；第三类是围绕当时重大的自然灾害、重大安全事故和公共卫生危机，听取汇报并部署工作，共计召开七次会议，鲁甸地震、天津港爆炸事故、长春长生疫苗事件皆属此列。而在十天内两次就武汉肺炎疫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疫情汇报及研究下一步防控工作，可谓史无前例。

同步应对短中期打击

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强调，要着力做好重点地区疫情防控工作；要全力以赴救治患者，保障医疗防护物资供应，努力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死率；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要切实维护正常经济社会秩序；要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这些指令都非常有针对性，透过新华社播发的新闻通稿，至少可以看到以下四重信号。

首先，肯定当前疫情防控，但不回避问题和不足。“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防控工作正有力开展。”这是这次会议对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的肯定。但肯定的同时也没有回避问题，指出依然存在差距和短板。习近平在会议上强调：“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新华社引述习近平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尽快找差距、补短板，切实做好各项防控工作”，“坚决服从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做到令行禁止”。表述指明了疫情防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将是未来工作重点。

其次是明确失职渎职者将受到严惩。在会议上，习近平指出：“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不力的，对不服从统一指挥和调度、本位主义严重的，对不敢担当、作风漂浮、推诿扯皮的，除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外，情节严重的还要对党政主要领导进行问责。对失职渎职的，要依纪依法惩处。”

此次疫情防控中暴露出来的一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引起激烈反应。针对武汉新型肺炎疫情至今的快速扩散，不少声音指摘自疫情爆发最初时，武汉市及湖北省政府官员存在瞒报等行政不当问题。在武汉出现第一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人之后40多天，从武汉市、湖北省相关官员到国家卫生管理部门，非但没能及时发出预警提示，采取果断措施，还一再隐瞒疫情真相，多次声称“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令社会丧失警惕心，以至错过最佳防疫时机，直接酿成疫情蔓延至中国各地和部份海外地区。武汉地方政府甚至以传谣的理由，查处了八名在疫情初起时于网上公开预警的“违法人员”。

湖北省长在武汉封城时口口声声承诺“物资储备和市场供应是充足的”，结果迅速传出武汉乃至整个湖北省物资短缺的消息，尤其是医疗物资严重供应不足，包括武汉市一众三甲医院在内大部份医院频频传出防护用品告急的新闻。尤其离谱的是，湖北省许多医院向外界发出求援资讯后，来自中国各地的大量捐赠物资竟然因为武汉市和湖北省职能部门的低效、繁杂审批程序而不能及时发放。武汉红十字会在物质调配，救灾款物公开透明等问题上，也饱受质疑。在这场公共卫生危机之后，必然将有官员因此面临“下课”，也有人因此要承担“领导责任”。

第三，疫情舆情纷扰，将强化管控。上述会议强调：“要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统筹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大事小事……要正视存在的问题，及时发布权威资讯，回应群众的关切，增强及时性、针对性和专业性……要加强互联网媒体管控，推动落实主体责任、主管责任、监管责任。”

伴随着来势汹汹的武汉肺炎疫情，还有同样来势汹汹的混乱舆情。在确认疫情爆发之后，当地政府部门的不作为，对于疫情真相的隐瞒，比如多次声称“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这样不当的处置，加剧了社会的恐慌和舆情的汹涌。更有一些媒体发布不负责任报道引发社会恐慌，比如双黄连口服液能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消息，引发了民间抢购潮。消息的混乱，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疫情的判断。

此外，会议着重对涉及疫情防控阶段的经济发展作出部署，,除了再次提到“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投资、稳预期”之外，“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成为重中之重。会议指出“要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前提下，全力支援和组织推动各类生产企业复工复产，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加大企业复产用工保障力度，用好用足援企稳岗政策，加大新投资专案开工力度，积极推进在建项目。”

武汉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开始逐渐显现，延期开工和隔离导致的效率低下，直接造成企业收入下滑，但同时又要面临租金、员工工资等支出，给企业带来了严峻的流动性压力。细看各项扶持政策，已属于政策允许范围内的积极施策，其中意义不限于扶持本身，更为重要的是释放一个信号，即抗击肺炎疫情是全社会的事情，疫情产生的损失直接作用于企业，但全社会都需要在寻找可行的方式的同时共担损失。

料有重大人事变动

值得高度关注的是，此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一般情况下，“其他事项”就可能意味着，重要的人事布局与调整的到来。按照中共党内惯例，省部级官员须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由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曾表示，“其他事项”多是与政治局会议主题关系不大，但又非常重要，“更多的可能还是涉及人事方面”。上周六（2月8日），国家卫健委副主任王贺胜调任湖北省委常委，颇有“临危受命”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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