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联办换人】从骆惠宁看中共精英制度下的政治官僚与技术官僚

骆惠宁执掌中联办被视为“黑马”，北京究竟为何突然做出此人事任命引发外界揣测。各方分析聚焦骆惠宁的政治优势，其中骆惠宁作为廖辉之后又一位有地方执政经验的中共官员，骆惠宁背后其实隐藏着中国政治环境中“政治官僚”与“技术官僚”的优劣对比。

微博大V“兔主席”在文章《中联办换帅指向治港新思路》中即分析，骆是一个典型的地方大员。中国政治体制下，地方大员才是国家的治理者。他们经验非常丰富，精通政治，熟悉体制的横纵运作，了解各种复杂的社会民生议题，有丰富的实务政策经验，极为擅于处理各种不同的利益与矛盾，如果说中央部委、外交体系的官员都属于技术官僚的话，那么这种地方大员就更像“政治家”，中国国家领导人通常都是这么培养出来的，这个人才培养体系也是千百年来中国体制的延续，这在西方以法律从业人员为主体的选举政治体制里是极难见到的。派这样一个经验丰富的地方大员来，就是看到技术官僚政治经验不足，能力不够全面，希望地方大员能够从新的视角帮助全面梳理香港事务，摸索对港治理模式。

有人担心骆之前与香港联系太少，人头不熟，也不了解香港，这是太小看了中国地方官员的政治智慧、素质、能力。像这样在地方摸爬滚打干上来的干部都是人尖子。他们不用花太长时间就能摸出香港问题的脉络。

而中联办官员曾经多为技术官僚，即使有些时候对于香港深层次结构问题有所了解，但多数时候有心无力，循规蹈矩，难以破局。这种情况也反映在港府官员身上。也就是说，香港的治理体系，无论是港府自身，还是中央派驻机构，都是以技术官僚为主体的管治机构。

不是说技术官僚有问题，一个国家、社区的运行，十分依赖技术官僚。

在中共眼里，“官”和“吏”是两个不同的群体。广大基层公务员，即“吏”。如果说官员负责整个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是这个国家的领航人，那负责具体执行数量更为庞大的公务员就是船员。他们并不一定需要“忧国忧民”，但是必须要有属于这个岗位的职业道德，其中当然包括廉洁、奉公等要求。

技术官僚或说公务员可能只是中国政治的最小构成单位，而以往海外观察人士在观察中国政治时多将注意力放到了高层人事布局、领导者政治动作甚至各派系权斗之上，甚少关注中国基层官场。但是正是这1300万、占据中国总人口数量百分之一的基层公务员，构筑了中共执政的基础。

但是，当一个社会发展出现根本性问题，积重难返之时，就需要“政治官僚”来破局。北京对港事务很多年一直实践的其实是所谓“井水不犯河水”，总是避免直接干预香港事务，怕动辄被指控违反“一国两制”及“港人治港”。这几年，重新强调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但外交系统、港澳办系统的官员知识结构偏外事，缺乏相关的治理经验及训练，很难从政府治理及公共政策的角度去思考香港问题。

像骆惠宁这种做过多省书记的官员，他一直处于中国治理体系的中介层，属于上传下达的枢纽。省长既要懂政策，还要向中央要政策。地方长官既要充分洞悉中央政策的意涵，也要了解本省省情的独特性，并将二者相结合，而最擅长此项的，恰是这些从地方摸爬滚打上来的地方官员。

今天中国模式、中国方案正在前所未有的作为中国成功的经验向世界进行输出。当我们在讨论“中国为什么会成功”的时候，就一定不能忽视“人”的因素。在过去四十年，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国精英政治制度中选拔出的官员，他们一手缔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他们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有强大执行力并熟稔规则与人性的群体，在他们之中，只有最优秀的佼佼者才能迈过最后的台阶，迈入中南海。一个新入官场的年轻人，真的像谢春涛所说，要经历“16次大的职务变动，工作过的地区总人口超1.5亿”才能成为中共的总书记吗？

716万公务员，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93个中央部门，从普通公务员上升到这些部门党政一把手的机率是5万分之一。如果你想从一个公务员成长为中国国家领导人，如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个是一个延续数十年的时间，不能出现任何重大失误，甚至需要很多政绩、人脉乃至运气的过程。可以说，今天外界能够在中国重大党政会议“主席台前三排”看到的人，他们超强的个人能力和经历的严格考验远超常人想象。这也是骆惠宁这种政治官僚能够执掌中联办，为纷乱如麻的香港局势破局的关键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