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土耳其示威声援奥斯尔　北京触不可及的反对者

为英超球队阿仙奴效力的德国籍土耳其裔球星奥斯尔（Mesut Ozil）的一段推文，将中国和土耳其两国间本来就不怎么牢固的外交关系又一次呈现在了世界瞩目之下。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正在面临严峻考验。

土耳其国内声援奥斯尔

继奥斯尔于12月13日在自己推特（Twitter）和Instagram上发布一段涉及中国新疆、渲染悲情、鼓动“圣战”的诗词，引起西方舆论注意并在中国国内遭受巨大反对声浪之后，土耳其国内出现了一次支持奥斯尔的游行示威。

据报道，12月20日有1,000到2,000示威者在土耳其著名城市伊斯坦布尔从欧洲一边的法提赫清真寺（意为“征服者清真寺”）走到贝雅姿广场。游行中的人们举着“东突厥斯坦”旗，焚烧中国国旗，手持“关闭集中营”的标语牌，呼喊“东突厥斯坦并不孤单”等口号。

此次游行示威的召集者是“土耳其人道主义救济基金会”（IHH）。该组织是土耳其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非政府组织，成立于1992年。IHH立场保守，信奉逊尼派萨拉菲教义，向底层民众提供生活救助和免费教育的同时灌输宗教圣战理念，增进社会的保守、排外倾向。

IHH积极介入国际热点事件，2010年开始的“阿拉伯之春”中，IHH不仅向利比亚、叙利亚反对派运送救援物资而且私下夹带武器弹药，甚至招募他国穆斯林培训后送入叙利亚作战。因为与地区极端组织联系密切，IHH已被以色列、德国和欧盟列入恐怖组织名单。

IHH也是新疆的热情关注者。2009年新疆发生造成约2000人死伤，其中大部分为汉族的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后，IHH声明支持事件中维吾尔人的做法，并资助伊斯坦布尔专题论坛，批评中国的民族政策。此番召集一场声援奥斯尔、攻击中国新疆政策的游行示威，再一次表达了强硬的政治立场。

IHH对包括新疆维吾尔族的关注，基于土耳其国内的宗教、历史、政治等方面因素相互交织、盘根错节的复杂环境。总而言之，是有着一定的民意支撑。这种民意支撑也会影响到土耳其的政治和外交。

例如，综合土耳其官方与民间多处说法，生活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及其后裔数量大概在5万至30万之间。很多土耳其人相信，土耳其人与维吾尔人属于同一个民族，尽管双方只是宗教、语言相近，历史上甚至曾经互为仇敌。而且经过漫长历史过程里的民族融合，即使是土耳其人的突厥基因也已被大幅稀释，占比不足十分之一。

土耳其与中国外交里的一道坎

土耳其的国家意识形态经历过很多轮次的重新构建。近现代以来，土耳其是突厥语国家里建国最早、实力最强、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这种相对优越的地位助长了土耳其国内重现奥斯曼帝国荣耀的“大国梦”，宗教、语言、民族则成为了可以超越国界辐射影响力的途径。土耳其成为“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即“双泛主义”）的滥觞也就不足为奇。

土耳其被视为对中国新疆政策，尤其是反恐和去极端化治理态度最激烈的国家之一。2019年2月曾经发生过土耳其政府轻信一位维吾尔音乐家艾衣提在教培中心死亡的谣言而向中国发出措词激烈的指控。中国官方稍后公布的影片则显示艾衣提仍然健在。

2019年7月，37个国家联合致函联合国积极评价中国反恐和去极端化成就，这37个国家包括埃及、沙特阿拉伯、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苏丹，叙利亚、厄立特里亚、菲律宾、巴勒斯坦、阿曼、卡塔尔、科威特、南苏丹等等。另外，伊朗也曾在新疆问题上表达过支持中国政府的态度。

也就是说，目前在中东、北非、西亚伊斯兰世界里拥有较大话语权国家几乎都已对中国新疆政策表达了支持立场，让态度模糊的土耳其显得尤其突出。而这种模糊态度还体现在对涉疆恐怖主义的议题上。

1992年12月，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了所谓“东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会”，来自中亚、美国、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德国、沙特、土耳其、瑞士等国的30多个分裂组织的头目参加了大会。在此次大会上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国际民族联合委员会”，确定国名（东突厥斯坦国）、国旗（月牙旗）、国歌（夏迪雅）和国徽，标志着境外“东突”分裂主义运动走向联合。次年4月又召开“东突厥斯坦”国际会议，宣布建立统一流亡政府，并呼吁联合国、国际人权组织和伊斯兰组织向中国施加压力，还声称将与“民运”组织、达赖集团进行“联合行动”。

据中国官方统计，“东突”势力把土耳其当成一个“庇护所”，约有 20 个“东突”组织在那里活动。

不过在另一方面，尽管土耳其政治受到国内“双泛”民意的驱动与牵制，也需要权衡国内经济、国际外交等方面的限制。随着土耳其在政变后改善自身处境的需要，2017年，土耳其政府宣布将“东伊运”列入恐怖主义名单。早在5年前的2002年9月，联合国安理会已经将其列为恐怖组织。

土耳其国内的“双泛主义”中国与土耳其两国关系里绕不过去的一道坎。这两个都希望复兴的国家，需要找到一种和平与尊重的相处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