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派系”上位　地方大员迎“届中”重磅换血

10月底，中国政坛人事暗流不断。65岁的民政部部长黄树贤早前宣布到龄退役，基本离开政坛一线，随着他的“退隐”，内地地方政坛密集换帅：1957年1月出生、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李纪恒奉调入京，接替民政部部长一职，引发内蒙古、宁夏乃至河南换帅—原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石泰峰（1956年9月出生）接棒李纪恒，宁夏党委书记一职由河南省长陈润儿（1957年10月出生）补缺……此轮地方官场变动不会就此结束。与黄树贤的际遇相似，地方多名党政大员今年面临退休。
考虑到目前正处于中共十九届届中时间节点，中共地方最具权力的“党委常委会”（由10余人组成的实权力量）已履职过半，加之诸如重庆原市委专职副书记任学锋突然病逝等意外情况，导致常规新陈代谢和突发调整必不可免。当下可以说是审视中共地方高层晋级路径和观察未来中共二十大领导梯队的最佳时机。

陈润儿被认为是这次地方调整的最大受益者，但并不意味“50后”一代的优势依然如前。事实上，“50后”早在中共十八大前后全面执掌中国，统计显示，经历七八年的“新陈代谢”，地方党政大权大半仍由“50后”掌握。31省市区共计61位党政大员（河南省长因陈润儿调任暂缺）中，“50后”共40人，其中党务主官28人（占地方党务主官比例90.3%），政府大员12人（占地方政府大员比例40%）。

分化的“50后”一代

具体而言，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的“50后”地方一把手—北京市委书记蔡奇（1955年12月出生）、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1956年8月出生）、上海市委书记李强（1959年7月出生）、广东省委书记李希（1956年10月出生）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1955年11月出生）均为副国级，因而仅受换届年份“七上八下”的党内不成文规则制约，不受正部级官员65岁退休年龄限制。即使到中共二十大（料2022年秋召开），蔡奇、陈全国有“压线”之虞，但并无绝对的退休理由，其他三人则更是有连任可能。

其他35名“50后”地方大员约以1957年出生为界限，分为两种情形。中共《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称，各级政府党政领导职务每个任期为五年，省部级党政正职官员退休年龄一般为65岁，但任期未满的可适当延期；考虑换届因素62岁可新（升）任，63岁可连任，64岁不留任，65岁必退任，所以一般而言延期最长不过三年；放到中共二十大考量，1957年前出生的“50后”除非跻身“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否则绝大多数料无缘二十大。目前距离二十大尚有三年时间，1954年前出生的山西省委书记骆惠宁、辽宁省委书记陈求发、广西自治区主席陈武、云南省委书记陈豪、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新疆自治区主席雪克来提·扎克尔料将率先退居二线或退休。其中，雪克来提·扎克尔已66岁，超过正部级官员65岁退休的年龄线。

攻城掠地的“60后”

在“50后”加速退出中共地方政坛的同时，“60后”正迅速扩大战果。目前已有三个省市的党务一把手为“60后”，其中，1960年9月出生的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更在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上跻身25名最高层成员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与1962年9月出生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1963年4月出生的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排名第三）并列为仅有的三名“60后”政治局委员。其他两人中，黑龙江省委书记张庆伟（1961年11月出生）为航天军工出身，曾参与主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陕西省委书记胡和平（1962年10月出生）也是“半路出家”，从清华大学弃学从政，四年完成了“四连跳”。

可以看到，相较于成长环境复杂、经历多次政治动荡的“50后”，“60后”的优势已开始显现，他们多在“文革”后接受较完整的高等教育，专业技术素养和现代意识更突出。

在地方政府一把手中，“60后”占据了18个省市区，1964年11月出生的江苏省长吴政隆最年轻。北京市长陈吉宁、天津市长张国清、黑龙江省长王文涛、福建省长唐登杰也都是1964年出生。如无意外，年龄优势将有助他们在中共二十大后走得更远。

地方党政正职中，“60后”已然占据重要地位，而距离省部级正职最近的地方党委专职副书记更是清一色“60后”。除了北京、贵州、青海、重庆四省市暂缺专职副书记，新疆、西藏因分别涉及新疆建设兵团和藏族官员配置问题而仅考虑地方党委常委对应副书记外，27个省市区的专职副书记（或相应副书记）中，最年轻者为四川省委专职副书记邓小刚（1967年8月出生）。

邓小刚的快速升迁代表一名京官外放和边疆历练的官员上位路径。他早年在北京从政，2005年在通州区长一职上外放西藏；2017年他在西藏党常务副书记任上转战四川。这段十二年的磨砺成为邓小刚的最大政治资本。此外，比较特殊的还有内蒙古专职副书记林少春、福建省委专职副书记王宁、江西省委专职副书记李炳军、湖北省委专职副书记马国强烈和广东省委专职副书记王伟中，他们除专职副书记本职外还有兼任职务，料仅为过渡安排。

“70后”新“派系”

年龄梯队是自然逻辑，所以在“50后”、“60后”扮演角色的同时，“70后”入场也成为必然。自2016至2017年的中共地方党委换届至今，395名省级地方党委常委中（七名戎装常委不详），已有三名“70后”，分别是出生于1971年5月、2017年5月进入常委班子的上海市委秘书长诸葛宇杰，1970年1月生、2016年11月进入常委班子的贵州省委秘书长刘捷，及1970年1月生、去年11月进入常委班子的贵州省委政法委书记时光辉。

“70后”可谓是就学阶段没有受到文革冲击的第一代。他们伴随改革开放时代成长，普遍缺乏对意识形态挂帅时期的记忆，而对市场、对经济拥有更深刻理解，所以更具冒险精神和市场意识。刘捷等三人的共同特点是“由商入政”，早年都曾在国企工作。

当“70后”的官场个性渐渐突显时，这一梯队而非政坛派系得到愈来愈多的“入常”机会。除上述三人外，地方省委常委会已有17名“70后”副部级官员徘徊在门外。

中共政坛新陈代谢的一个“意外收获”是，近年中国经济转型压力倍增、金融风险防范日益突出，迫使中共不得不在大胆起用新人时，开始倾向于大规模招募政府金融副手，“金融副省长”于是应运而生。至今年10月份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蔡东转任吉林副省长为止，目前15省市区已经配备专职的金融副省长，其中有13位是在2017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调任的，仅2018年1月就诞生三位“金融副省长”，2019年9月五位金融副省长到任。可预料，金融副省长将成为未来中共政坛的“新势力”。这一群体多具高学历、专业素养，当然其仕途前景尚难确定，仍需时间检验。

上文刊载于第188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1月11日）《“新派系”上位　地方大员迎“届中”重磅换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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