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安邦智库创始人陈功:城市化如何颠覆世界(上)
虽然人与城市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各种关系,但鲜有人会认真思考:究竟是什么在促进城市的繁荣?我们对城市的理解缺少了什么?人与城市的本质关系为何?在不断追求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又付出了什么代价?
11月8日,由安邦智库主办的“中国POD城市发展论坛”在成都召开。多年来,安邦智库一直在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城市的发展理念与系统解决方案。2017年,安邦智库首席研究员陈功先生率先提出POD(PEDESTRIAN ORIENTED DEVELOPMENT)理念,即行人优先的城市空间策略和发展策略。论坛前不久,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题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具体到城市的发展与治理,也面临着如何从器物到理念的“现代化”问题。
为了进一步认识和理解中国正在急速进行的城市化与现代化,01专访了来自中外的多位专家、学者,由他们来解开中国城市化的“密码”。本篇访谈对象为安邦智库首席研究员陈功,陈功曾著有《颠覆世界的城市化》一书,此为访谈上篇。
01:您曾在《颠覆世界的城市化》书中直言,中国在城市化过程中,“直到后来发现政府债务积累到危险的程度,各种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开始显现,才模糊地意识到中国城市化走得过头和过度”。能不能进一步解释一下,为什么中国的城市化走得“过头”和“过度”了?
陈功:中国的城市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抱怨来自四面八方,有说交通的问题,有说街道的问题,还有建筑和环境,问题多种多样,所以这是一种系统问题,所以面对系统问题,解决方案也必须是系统的。大家可以看到POD原则(编者注:行人优先的城市空间策略与发展战略)总共涉及到十四个方面,从规划到建筑,从产业到文化,从交通到商业等等,这就意味着POD原则以及POD城市的确是一个系统解决方案,是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种纠偏。
中国的城市化是终究要被记载进人类文明史的一个奇迹,对于这一点要承认,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壮观情景,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当时世界经合组织就有报告表示,中国35年以来,有5亿多人迁入城市,让中国超大城市数量现在达到了15个,他们认为世界大大低估了中国城市增长的规模。所以中国的城市化有波澜壮阔的一面,也有问题成堆的一面,大家一定要客观看待问题,才能有未来。
现在很多人因为城市化,通过房地产发了大财或者小财;城市化的过程集聚了大量的资金,这才有了科技创新的可能,有风口投资的可能;甚至中国的教育和学术也因此受益,这些都不完全是科学和学者的贡献,没有城市化,没有资本,没有总需求的扩张和支持,根本就没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现在的各界名人层出不穷,这都要感谢城市化的帮助。
波澜壮阔是一面,问题成堆是另一面!中国的事情总是这样,很容易走偏。我们的发展经验中有一条,就是什么事情都讲究“以点带面”。看见什么是“好东西”,就拼命干,玩命追,一条道走到黑,甚至不计后果。一个“点”的东西,被扩大成了面,一个“点”很好,就以为强拉到“面”上也很好,这种幼稚的政策操作,很容易出偏,走偏。
城市化的问题成堆就是这样出来的,本来城市化是生产过程的一种现象,是过程中的客观结果,也许是政策面认为这样发展快,结果城市化就成为扩大化的手段,强调用城市化来刺激经济增长,拉动经济增长,而且全国都在这样干,都要这样干。于是,问题就出来了,债务的急剧增长,城市病,城市空间的不合理,资产价格大幅增长,成本的大幅增长,社会矛盾激化等等,问题一大堆。所谓“过头’和”过度”的问题就是这么产生的。
这些问题都与发展速度有关,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很惊人,2000年的时候才35%,现在是60%左右,中国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实现了别人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做成的事情。这是好事,也是坏事。这么快的城市化,肯定要搞大量的物质环境建设,要建设就需要大量的资本,因为时间短,生产上赚来的钱肯定不够,那就需要额外的资本,要靠货币发行,要靠借债,要靠让渡利益来引资,这就很容易造成债务问题。所以,问题并不难理解,关键是发展速度,速度快了定有问题。速度慢一点,城市还有自我修正的可能,可以实现有机成长,有点问题也能在成长中修正,但如果速度太快了,那就连修正的机会都没有了。问题成堆,只好摆在那里。
01:一个城市患上了“城市病”,与城市建设者的发展和建设理念存在偏差有关。但有时候理念是一回事,具体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先进的建设理念”有没有之外,还存在能不能真正落地的问题,而且要落地也因城市而异。中国的每一座城市都很不同,有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也有像如山西大同这样的地级市。
陈功:运用POD原则,建设POD城市以及城市更新等等,的确属于是“先进的建设理念”,因为这些概念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而且是中国首先提出来的,面向和解决的是中国的问题。同时,这些城市发展问题,世界各国的城市也或多或少的存在,所以也具有世界性的意义。比如,对于POD论坛,有很多外国设计师就非常感兴趣。写过《人的城市》一书的世界设计大师,杨盖尔也写来了热情洋溢的邮件表达支持。日本的大财团,也非常关注中国城市更新的进展。所以,与过去中国人所熟知的种种概念相比,POD的相关概念,的确是“先进的建设理念”。
运用“先进的建设理念”当然会遇到种种困难,可能很多人说都说不清楚,有人就曾提问,“一种概念怎么会有十四个原则”?他不明白,系统性的城市问题,一定涉及多个方面,互相牵制,交互影响,必须是综合性的、协调性的解决方案。那种“一对一”的解决方案,声称“一抓就灵”,能“打翻身仗”的所谓理念,才非常令人怀疑,它不符合城市的基本原理。至于困难,肯定是会有的,理念的理解困难,只是其中之一,实际还会遇到更多的困难,我们要看到,愈是困难多,愈说明方向是正确的;没有困难,才有问题。因为城市更新,是一个城市至关重要的修正过程,所谓修正,就是要把扭曲的理顺,要把缺口补上,要压住做过头的,要大力提升短板,扬长避短,这才叫完成了城市的修正过程。有的时候,这种修正过程,是要刮骨疗毒、断臂求生的,到了这个份上能不困难吗?那是一定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
过去的中国,中央政策与地方实际始终在打架,很多地方,即便嘴上不讲,心里很多人恐怕也是这样说的,中央说要搞城市更新,但到了地方实际一干,还是过去的那一套。最近中国中部的一个大城市,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发展构想,那是一个真正的“宏图大计”,打开一看,几乎等于是把全中国所有的“好事”,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一起,从大学到央企,从产业到中心,统统复制在自己的城市里面,让自己的城市,不但要成为各种中心,而且还要是“上海”,还要是“北京”,还要是“深圳”,这样的发展理念,从“资源竞争”意识来看也许是“好事”,至少“无可厚非”,理念上算是很“先进”了,但几乎等于是痴人说梦,根本不可能的。中国的事情很多时候总是这样,太走极端,一谈竞争,就是你死我活,只要我活的好,从来不管别人。可是市场经济从来不是这样的原理,市场经济的一条基本原理,就是要让大家都活好了,都有钱,才能到我这里来消费。只有一个地方好,大家都没资源、都不好,那实际是根本好不起来的。顺便说一句,从这个道理出发,实际也可以看到,中央现在提倡的区域协同发展是正确的,但只不过完全不是地方现在所理解的这个样子。一提沿海城市要搞区域协同发展,第一反应就是立即想照搬东京湾区的规划,实际那里有这么简单?!
实际上,中国从来也没有什么真正“先进的建设理念”,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过去所做的实际是陈旧的理念,现在与今后,才需要做城市更新。
前一个时期,我在中南海边上配合电视台做个政务节目,谈的是“正能量”问题。我当时举例说,中国的很多城市规划,由于历史的原因,都是以美国城市为模板的,复制的美国城市,不可避免的也复制了美国的生活方式。这些城市,都有直来直去的井字路网格局,大而宽的马路,产业区一块,居住区一块,生活上也必然要讲究,大空调、大冰箱、大SUV车,城市的平面扩张个非常快,生活成本上升的很快,实际极不方便,但城市表面上搞的好像又“井井有条”,挺有“秩序”。我当时就指出,只要打开城市史稍微看看,就知道美国的很多城市,都被归类为工业城市,那是生产型的社会和城市,现在这些“模板”自己都很萧条了,当时所作的一切就是为了工业生产。所以说,过去的中国城市还可以这样做,因为那时的中国是“世界工厂”,现在“世界工厂”遍天下了,印度、越南,甚至孟加拉和印度尼西亚都是“世界工厂”了,中国的城市今后怎么办呢?还继续这么干,就有大问题了,实际也是干不下去了。所以过去的城市要修正,要搞城市更新,要从生产型城市往消费型城市转变。这意味着主要的中国大城市,首先必须是消费中心,然后才能谈别的,只有主要大城市变成消费中心,才能让出较大的空间给边缘地区和城市从事生产,让他们的产业资源发扬光大,让主要城市的消费资源发扬光大,这才是真正的大方向,这是一盘大棋,虽然转型可能困难重重,但却不能不走,不能不做。
类似所谓的“先进理念”的例子还有很多,“产业园区”的布局规划是否就好,在世界各地实际也被发现很多大问题,美国有的地方,人口只有几十万人,但工业规模很大,主要产业失去竞争力,人口立即去掉一半。这对城市意味着什么,有很多的教训。商业究竟在城市中只是配套的问题,还是城市的核心,这在城市规划中也是个大问题。还有湾区建设,实际对于日本东京湾区,日本政府一直在坚持去中心化的政策,我们却又开始大力推动。总的来说,我们以为的“先进理念”,可能实际未必真的很先进。现在半路出家,“顺着领导意思”写报告的人太多,但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矫枉过正不是很容易的。
01:您似乎特别看好北欧国家城市中政府在其中的作用,这些地区在城市化建设中有哪些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以及吸取的教训呢?
陈功:对比欧洲,最令我感叹的是,对于发展速度的认识和理解。
世界上的城市,如果大致划分实际就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北欧以及欧洲的城市,这是经典而传统的城市;第二种类型,美国的城市以及工业生产型的城市,这些都是经过大工业浪潮洗礼的城市;第三种类型是转型中的城市;第四种类型是未开发的城市。我对世界城市的看法,就是这四种类型,这些类型的划分对于认识城市发展的意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过去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速度问题!我在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上,一向就是个稳健派,原因就在于,我对经济发展速度的认识,与中国主导舆论和舞台上的学者们大为不同。很多时候,发展速度快了,未必是好事;如果放在一个长周期里面去观察国家和城市的发展,大家就会发现,那些“速度慢”的国家、地区和城市,实际经济发展成效可能更好。
北欧以及欧洲,很多人都知道,那里的经济增长速度很慢,2%-3%的经济增长率,大家就很高兴了。对比之下,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10%,都嫌慢,在速度观念上,我们是人家的5倍。就怕慢,不嫌快。问题是,我们同时还可以发现,那些经济增长速度很慢的国家和城市,它们都是发达国家,非常富裕的社会,高度文明,在世界竞争食物链的顶端,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却是发展中国家,很多地方还在靠卖苦力的方式干活,贫困人口在中国,虽然千方百计的减贫,但依旧有一个很大的规模。这种对比的结果很奇怪,慢的比快的富有,快的比慢的贫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究竟增长速度快了好呢?还是慢了好呢?
有人说,恐怕世界各国与城市都存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存在这样的一个过程,由快而慢!先快后慢!我的意见是,这话没错,但没错中有大错。
实际这种“先快起来再说”的追赶状态,更多的出现在第二种类型的国家和城市,这些国家都经过工业化浪潮的洗礼,开始的时候很贫穷,比如美国也是这样的,它是在19世纪开始追赶和崛起的,也是搞工业,搞制造业,而当时殖民北美的英国,实际比北美那个地区更加发达和繁荣。所以,美国也是工业化的追赶型国家,先是搞工业和制造,大量的小镇因此而繁荣,城镇围绕工业和制造建立起格局,结果就是你在美国看到的酒吧,根本不是欧洲国家酒吧的样子,基本就是个棚子,能让工人们聚在一块喝酒就成了,非常简陋。工业生产就是这样,主要是生产,其次才是生活,商业和生活都是配套性质的,在城市中都处于一种从属的地位。大家看到的现在美国的基础设施,道路和桥梁,实际很多都是19世纪的,那就是美国的大工业时代。问题在于,美国是这样富裕起来的,快速增长,追赶成了世界第一超级大国,但美国的这种“追赶”并没有让它逃脱应有的命运。
大量的小镇荒芜,而原本曾经因为产业而兴旺一时。曾经的全美前18大的城市,居然能宣布破产。基础设施虽然建在前面,高度领先于世界,但现在残破不堪,水泥碎裂,锈蚀的钢筋暴露在外,只能靠修修补补,勉强在用。贫富差距异常大,工人阶级人口规模大但职业转型很困难,居民负债不断增长,中产阶级的危机感和不满日益强烈。很快的过去的高增长率,根本维持不了,今年有个4%的增长率,就足够特朗普总统欢喜欲狂,大吹特吹了。以往正常年景下,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也就沉积在1%-2%左右。喜欢咬文嚼字的学者对这些问题,总说这是后工业的问题,进入了后工业时代云云,其实什么“后不后的”,那就是必然的命运。这条道路这么走,就必然会有这样的结果。
对比起欧洲,虽然经济发展在更长的周期里面,也很慢,但却非常稳健,这个第一类型的国家和城市,更早意识到发展速度过快不是好事,要把更多的资源,更多的资本,用于消费,用于文化,用于教育,用于生产之外但却事关长久、事关稳定的事情,结果就是作为第一类型的欧洲,尤其是经典的老欧洲与北欧,速度上虽然要比中国慢5倍,但长久以来,它们要远比第二类型的国家和城市发展上稳健得多,而且也未见他们因此而变得“贫穷”和“落后”。所以,发展速度快和慢是相对的,发展速度太快了,经济危机的爆发也快,而且更加猛烈。
快与慢之间,的确是存在“似慢实快”、“似快实慢”的情况。如果速度太快了,拉出的空子就很大,问题就会成堆,这是容易理解的常理。一个城市过去是100平方公里的建成区,现在扩张到300平方公里的建成区,如果同样是修地铁,要达到同样的通联水平,后者的建设成本就要比前者足足高出2倍。于是没办法,要做到并且实现,那就只好借更多的债,吹更多的牛,这就是中国发展的复杂性。
现实中,中国实际是第二种类型的国家,中央政府希望的是向第三种类型的国家前进,这就要实现成功转型。对于这种类型的国家和城市,那么合理的发展方式是怎样的呢?均衡!要均衡,就要强调稳健,“稳健派”的称号就是这么来的。大家可以看到,POD原则非常突出“均衡”,强调适度,强调长远,这在历史的窗口中观察,是客观而稳健的选择。现在很多城市把“宜居”作为定位,但怎么实现呢?看看很多城市的实际布局和定位,搞专业城市研究的人,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轻易发现,那根本是不可能宜居的。以交通便捷性为例,一个城市,过去一天可以办几件事,现在一天只能办一件事,这那里是宜居?!严峻的现实表明,现在的“宜居”,就是在开玩笑,喊口号,实际是越来越不宜居了。
中国必须要向消费社会前进,这与生产没矛盾,单一的生产,一味的生产,才是大矛盾,那是要放在全球竞争格局中衡量的大矛盾。中国一些城市规划者最大的问题,就是以为“世界工厂”可以永生永世的做下去。所以中国的城市,今后的重大挑战就是,这个中心,那个中心,千中心,万中心,最重要的是建立消费中心!先得让人能够在城市立足、落脚,能够让人把心放在城市里,能够安全、健康和舒适的生活,这个比什么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