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后置的31位副书记　揭中共地方党政大员“后备军”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之前，河南、内蒙古、宁夏三地党政大员及民政部出现联动，虽然目前仅涉及李纪恒、黄树贤、石泰峰、陈润儿，但是由此出现的连锁反应料将持续到四中之后才会暂告平息，如陈润儿由河南省长调任宁夏党委书记之后，河南省长的职务空缺尚待补充。

在很多人看来，有望接任河南省长的是现任河南省委副书记喻红秋，她也是当前河南省委班子里唯一一位副书记。喻红秋此前就是河南省委的“专职副书记”，而“专职副书记”往往正是政府首长的接班人、后备军。这些政府首长之外的副书记也是中共政坛里一个相当重要的官员群体。

专职副书记是地方党委领导班子里的常规配置，却也呈现出形式多样、流动较大的特点。一般一个地方党委领导班子里会有一位党委书记与两位副书记，一位副书记兼任政府首长，另一位副书记即为专职副书记。

目前中国31个省级地区里，只有北京、贵州和青海省3地各有一位党委副书记，各自担任其政府首长，其余28个地区省委常委里都有两个以上副书记。

总计在31个省级地区除政府省长之外，还有31位副书记，呈不均匀公布状态。这些副书记的兼任有较大差异，大体可以分为四类。

其一是只有副书记之职，没有在地方兼任其它职务。这一类占比最大，共有18人，分别是天津阴和俊、湖北赵一德、辽宁周波、吉林高广滨、黑龙江陈海波、安徽信长星、湖南乌兰、广西孙大伟、重庆任学锋、四川邓小刚，陕西贺荣、河南喻红秋，以及山西林武、江苏任振鹤、山东杨东奇、海南李军、云南王予波、甘肃孙伟。

他们又可以细分为三类，一类是拥有中央候补委员身份的加持，上述前10人皆属此类；一类是拥有中纪委委员身份加持，贺荣与喻红秋属于此类；还有一类没有中央候补委员或中纪委委员的加持，上述后6人均属此类。不过如果更进一步担任政府首长，获得中央候补委员、中纪委委员甚至是中央委员的身份都将是水到渠成之事。

其二是兼任当地重要城市的“一把手”，这些城市多为地方省会（首府），以及此外的副省级城市。这一类共有6人，分别是主政福建王宁主政福州、湖北马国强主政武汉、广东王伟中主政深圳、宁夏姜志刚主政银川，以及浙江郑栅洁主政宁波、江西李炳军主政赣州。这6人中，前4人都有中央候补委员身份的加持。

其三是兼任当地政法委书记，共有2人，分别是上海的尹弘与内蒙古的林少春。他们都拥有中央候补委员身份。

其四在新疆和西藏履职的几位副书记。这两个地区之外的29个省级地区一般只有2个以下副书记，而新疆有3个副书记，西藏更是有4个。这种安排因应于当地相对严峻的安全形势，更有助于确保两地政局稳定。

新疆在政府主席之外，另一位副书记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书记和政委孙金龙兼任，他有中央委员身份的加持，因为新疆兵团是一个省部级单位。另一位副书记兼任区教工委书记，这一设置与当地正在进行的反恐去极端化的治理政策相适应。

西藏在政府主席之外，一位副书记洛桑江村兼任人大主任，拥有中央委员身份；一位副书记丁业现兼任政协党组书记，拥有中央候补委员身份；还有一位副书记庄严兼任政府常务副主席。这些副书记的兼职显示了法治、统战在西藏治理中的重要性。

整体而言，省级地区党委副书记的配置比较灵活多样，其作用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通过各种兼职适应不同地区政治、经济局势，例如因为副省级城市在省级地区政治和经济分量较重，由副书记兼任该市一把手；二是根据当时的治理政策进行安排，例如新疆正在施行去极端化政策而由副书记兼任教工委书记；三是新晋常委们适应省级层面治理的一个过渡，例如“军工少帅”张国清进入地方官场担任专门要职之前曾任重庆副书记3年时间；四是当地党委书记与政府首长的后备人选。

至于第四个方面，可以参考专职副书记出现空缺的北京、贵州、青海两地。北京前一位专职副书记景俊海在任职8个月后于2017年12月转任吉林省委副书记，次年1月后相继升任该省代省长、省长。贵州前一位专职副书记谌贻琴在兼任政法委书记多年之后已于2018年1月正式担任贵州省长之职。青海前一位专职副书记刘宁则已相继兼任党校校长、政法委书记之后，于2018年8月升任代省长，次月转正为省长。

这一副书记群体最引人注目之处正在于第四个方面，也即作为地方大员的后备梯队。成为省级地区党委书记或政府首长意味着正式成为一名地方党政大员。

数据统计整理后可知，这31位副书记平均年龄57岁上下，而目前61位省级地区党委书记或政府首长平均年龄约为61岁，同时省级地区常委中已知出生年份的381人平均年龄约为58岁，可知这些副书记年龄相比党政大员拥有年龄优势，又位于省级常委的相对中位数，在年龄方面也比较适合作为党政大员的后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