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中共治港应抛弃“精英主义”　重回基层路线

近来，数以十万计的港人走上街头示威抗议，且示威一步步升级，街头上演多场暴力冲突。国务院港澳办和香港中联办今天（7日）邀请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香港各界人士，在深圳举行关于香港当前局势的座谈会。
香港陷入今日困局有深重和复杂的原因，关键之一在于中共治港“重上轻下”的精英主义路线，而丢掉了被视为中共根本工作路线的“群众路线”，而后者应是长期解决香港问题的一个关键钥匙。

失语的精英阶层

毫无疑问，香港底层民众是这次街头运动的绝对主体。这其中，毕业不久和临近毕业的年轻人又占据了相当的比例。固然年轻人敏感冲动，思想不成熟，容易受到外界诱导，但其生活压力过大却是不争的事实。

香港是全球已发展经济体中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地区。港府统计处发布的数据显示，香港2016年坚尼系数达到0.539，创下45年来新高，而且仍然处于持续攀升的态势。而英国财富管理公司2016年全球调查结论指，香港人需要月薪12.8万港元才会感到快乐。该数字大概是港人月工资中位数的8倍，差距如此之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相比于工资收入，香港生活成本过高，以及贫富差距太大。

因此，香港社会底层产生怨气和愤怒，成为此次街头运动的参与主体，非常容易理解。而作为既得利益者的香港精英阶层，曾经被中共邀为座上宾，在人大和政协参与国事和香港治理，在这场席卷全港的运动中本应担当责任守土在前，却几乎是集体性失语。

这一局面不得不说是香港的悲哀，也是香港政治与中共治港政策存在巨大问题的证明。当然，这也是历史原因堆积和年轮推进的结果。

纠正“一左二窄”

自1842年英国殖民香港岛起，香港这座城市就步入了一条特殊的历史轨道。即使在1997年主权移交中国之后，因为“一国两制”里“两制”的期约，香港的整体形态也没有发生大的改变，依然遵循自身的演变逻辑。

其中最近一次轨道调整，并非香港主权移交，而是发生在移交之前几年，也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英开始谈判之后，两国商定和推动在香港形成的一系列框架和趋势。英国突然主动放开甚至推进香港民主化，实行代议制和间接选举。在香港回归之后，这些改革结果大多得到中共的承认，而由此形成的民主化趋势则一直延续至今。

中共对香港的治理方式和统战路线，也在香港主权移交之前就已大体定型。香港主权移交之后历经两次金融危机未有中断经济繁荣正是得益于中共的治港政策，然而如今的混乱局面也能够从中找到问题的源头。

在1983年至1989年间长期担任中共原港澳工作委员会书记兼新华社香港分社（香港中联办前身）社长的许家屯，见证了中共治港政策的形成过程，其在香港的一系列作为也对这一过程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据许家屯在其《许家屯香港回忆录》一书中所写，1983年，许家屯就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前往香港任职之前，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万里、习仲勋、杨尚昆都曾当面叮嘱他并提到所谓“港澳工作‘一左二窄’”的问题。如万里对他说：“港澳工作‘一左二窄’毛病不除，局面难以打开。”当时在场的另一位政治局委员胡启立也点头表示认同。

“一左二窄”最早是由许家屯的前任廖承志所提出。根据各方面的说法和分析推测，“一左二窄”主要是指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思想和路线偏“左”，例如曾在“文革”期间于香港组织过“反英抗暴”运动，被很多香港人视为“左派骚乱”、“香港式文化大革命”；第二个问题是“基础面太窄”，争取、吸纳的范围小、受众少，主要集中在社会底层。由许家屯的记述可见，当时要纠正对港工作“一左二窄”是中共领导集体的共识。

许家屯到港后的一系列做法，也确实做出了针对性且十分有效的大幅度回调。这种回调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左”的问题，却也出现了“矫枉过正”的局面，发生了从“偏左”到“偏右”的转移。

从“偏左”到“偏右”

在1983年底于深圳召开的港澳工委扩大会议上，许家屯提交的会议报吿提出“六个要点”，包括“争取人心”、“依靠香港工人阶级”、意识形态求“大同”存“大异”、“拖住英资，稳住华资，团结侨资、台资，争取外资，壮大中资”。

而最能代表许家屯对港工作方式的则是其中提到的“坚决克服‘一左两窄’错误倾向，要走出‘左派’狭窄圈子，走向社会，深入各阶层群众，团结中间分子，争取‘右派’。”

于是据陆恭蕙所写的《地下阵线：中共在香港的历史》一书所载，“在香港社会的各个层面，许家屯无处不在，无论是巨富、名流、影视明星，还是臭名昭著的人，都是他交往的对象。公共和私人的场合他都出席，包括宴会、婚礼、葬礼、体育赛事和戏剧表演……”

然而这种“不无不在”更多地展现在香港精英阶层。该书分析称，“中共认为传统的统战对象会自然归顺，对于那些精英却需要特别关照和重点培养。”“许家屯有一种错觉，以为底层人民理所当然会支持他，事实并非如此。”“更有左派人士指出，许家屯‘看不起’那些底层的人，在他领导下，‘整个新华社的眼睛不是向下望而是看着上层和工商界’。”当时左派的这一看法，如今几乎已经是香港各界，尤其是底层港人的集体共识。

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时，许家屯默认当时中共驻港机构支持学运，1990年1月卸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之职，当年4月下旬出走美国，次年3月被中共开除出党。不过，在许家屯驻港期间形成的对港工作方式，在历经香港回归之后依然得以延续，而且持续了约有30年之久。

香港精英阶层纷纷北上进京，获邀进入中国人大和政协，在香港立法会、特区政府占据要职。中共放手香港“自治”，“一国两制”里只称“两制”不问“一国”。民生困窘的香港社会底层广大民众与中共之间则没有了沟通渠道，乃至出现仇共反中的强烈集体性意识。迄今局势的演变其实也都顺理成章。

当然，中共对港工作的问题并非孤例，其在大陆的施政也屡被指责“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甚至高层政治结构出现某种程度的紊乱，“政令不同中南海”的指称之下，也是地方自主权的加重。这些问题在中共十八大后逐渐得以“修正”，只是香港尚未完成这一过程，而且出现了比较强烈的反弹。

中共治港两度纠偏

不论如何，香港与大陆之间的关系都不会断绝。香港上层精英仍然会是中共维系的重要群体，而香港底层民众更应该成为其统战的重点。

即使是促成中共对港“精英主义”路线的许家屯，在到港之初，也曾有过引人注目的关切民生的举动。据其在回忆录中所称，“到香港头两个多月，香港岛、九龙、新界，能通汽车的地方，都‘跑’了一遍。引起社会注意的，首推九龙城寨。”

九龙城寨因为缺少管理，曾是“黄、赌、毒”肆虐地区。尽管当时港英政府对许家屯此行表达了不满，同时却许诺改善对城寨的供水。这一件触及香港民生的小事，对于改善港人对中共的观感，争取香港民心，无疑会起到比较正面的作用，可惜此后没有得到更多效仿。

其实，这种做法并非“小事”，而是代表了直面香港广大民众根本利益的“群众路线”，本来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解陆港矛盾，破解当下香港困局的关键钥匙，也是争取感化和长期维系香港人心的可靠途径。

尽管香港有“特别行政区”之名，但是在“一国两制”框架之下，作为执政党的中共始终有责任也有权力维持香港大局。

香港的街头运动已经持续两个多月，自身已经深陷其中难以自拔，更无力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香港政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与当地精英阶层绑定在了一起。而相对超然其外的中共，其实更适合为香港的根本长远利益作出规划和决定。

这需要克服既得利益者的困扰，争取精英阶层的合作，统筹香港各方面的利益和意愿，特别是要更多照顾普通港人的民生需求。如此也将是对中共以往治港政策的再度纠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