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告别邓小平时代　习近平时代改革开放出现转折

中国 1978 年推行改革开放迄今，适逢 40 载，随著新时代的到来，是否意谓邓小平的时代已然过去？《多维新闻 》特别专访长年研究中共政治的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寇健文教授解析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政治意义。

多维：中国大陆迎来改革开放 40年，有别于改革开放 20年时值江泽民当政、改革开放 30年逢胡锦涛主政，您如何评价习近平治下改革开放 40年的意义？ 

寇健文：其实我不倾向以习近平执政下的改革开放 40年来看这样的问题，习近平主政迄今六年，看也就是看这六年的变化。改革开放的范围很广，有经济层面，也有社会互动面相，我比较想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角度来看，习近平的这六年，与过去有什么不同？重点是对比。

改革开放自 1978 年迄今，相对于邓、江、胡主政阶段，中共政治体制到了习近平时代，大概有三个特征，这三点也让改革开放在此阶段出现了转折。

第一个变化是从集体领导到个人领导。从人事上来看，自然看到他整肃政敌贪官、提拔亲信旧属，在组织领导方面习近平也做了些调整，例如从小组治国到现在的委员会治国。在军委方面，军权集中，废除四个总部，新设 15 个直属机构直隶军委，军委又强调主席负责制，终归到个人领导。诸如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也是一个集权的表征。又像习近平也由原本的主持工作报告，到现在变成其余人等向他述职。

在结构上变成个人领导的结果，可能让未来的总书记承袭一个相对集权的体制，这就十分有别于邓小平时代立下的集体领导。因为文革、毛泽东集权殷鉴，邓小平于是立下集体领导，以避免错误。邓小平初上台时，面对著陈云，集体领导的关系还是强调在人与人之间，但等到江泽民与胡锦涛时的集体领导，则偏向了制度性。但这一套制度性的集体领导，到了胡锦涛第二任期出了一些问题，“ 九龙治水、各管一摊” ，常委意见相左，共识难砌，使得很多重大改革推动不了，这成为了习近平上台前所见集体领导体制的弊端。所以当他上台后，很多事则反了过来，于是出现个人集权。

所以改革开放从邓小平树立集体领导，渐渐制度化发展，但到了习近平时代则出现变迁，这是第一个大变化。

第二个变化是从强调党政分开、政企分离，到党委扩权。有一点回到毛泽东时代以党代政的味道。过去五年，加上今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除了小组治国变委员会治国外，组织、宣传、统战等老三部扩权，国家宗教局、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也都被支解，一一并入党委职能部门。

总得来说，党的权力得到强化。这相对于 80 年代又是很不一样的。邓小平当初喊得是“ 党政分开、政企分离” ，当时的背景也是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其实反应时代所需。所以说改革开放到了习近平时代，在这部份也发生了一个转折，因为习的一些作为又开始有回到毛的时代去思考一些事情，也许决定的意义不一样，但确实背离了邓小平当时在改革开放初期所奠定的方向。

第三个是机构精简到大部制 2.0 。相对前述两者，机构精简相对有延续性。早先因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要调整政府职能，原先在计划经济下设立的部会自然被裁撤，所以 1992 年后的机构改革，大致都延续这条思路， 2008 年的大部制还比较简单，现在的改革整并部门职能无疑更广、复杂。 所以总结来看，习近平主政六年后，在改革开放 40 年的这个阶段，前两点是明显背离邓小平路线的，唯有第三点在差异中还保有延续性。虽然 40 年来中国大陆持续改革开放，但每阶段遇到的问题与挑战是不同的，为了去回应问题，中共认知到需要的政治体制也是不同，这其中当然也包括领导人的信念。所以我认为改革开放用 40 年来括，会遗漏漫长岁月与复杂挑战中，一些相应而生的转折处。改革开放明明就有一些转折，用 40 年来框，很容易引导我们的注意只去看到延续的那部份。

多维：综观改革开放 40年，您认为改革本身有规律性？

寇健文：从 1978年开始， 1992年、 2002年再到 2012年，中共领导人所面对的国内外挑战与问题不一样的时候，他们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规律很大程度实与环境有关。

外在环境的变迁，从邓小平到胡锦涛，我觉得一致性是比较高的。譬如在外交方面，中国大陆尽管慢慢崛起，但实力还没那么强，但这态势到胡锦涛第二任期时开始发生转变，中国大陆开始拉高自己在国际上的角色，所以东海、南海问题，美国举起“ 亚太再平衡” 战略等，相继在 2011 年开始出现。所以习近平上台后所承袭的国际环境，与胡锦涛初任时不一样，也跟邓小平 1978 年的景况有别。

回头看国内也是，改革开放确实让中国大陆社会经济取得发展，但同样在胡锦涛的后五年，大陆也开始去提到原先的经济发展模式出现了一些问题，没有办法永续，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动能。当时候其实已经意识到需要调整。所以习近平上来要处理的中国经济问题如贫富差距，业与邓小平重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根本有别。所以我还是会说，改革开放 40 年，只能客观表示时间经历了 40 年，但 40 年的内容成份差异性不应该被化约、抹平来定，不然看不出有趣的地方。

多维：您认为习近平是修正制度化的恶果，还是破坏制度化？

寇健文：你在问习近平究竟是制度破坏者还是制度建立者。我认为他未尝不能兼有之。针对集体领导制度化而言，习近平自然是破坏者，但他也可以是之后新体制的建立者。

只是现在还在过程阶段，很难回答习近平是否会成为历史大浪潮的一次回流，又或是他就将开创、建立一套强调个人集权的新制度，后继者也将承袭这套制度继续下去，这个目前还没办法明确去说。可能是，但现下评估犹早。

当然，习近平改的是体制，也尝试建立新的体制，但新的体制也有可能人亡政息，最终没有建立起来。现下比较好的观察，是他建立新体制时的风险是什么；至于评价制度建立者，有一个标准是制度建立且持续运作，这自然还需要时间观察。

多维：习近平高规格纪念改革开放 40年，这是否意味邓小平的时代已然过去？

寇健文：时间到了，不得不做。纪念本身即是历史，习近平藉纪念改革开放 40年，其实更有宣示开创新时代的用意。客观来说，习近平确实面临了一个新的环境，他也相应推出很多改革，那自然成为他的新时代。这也是我一直强调的，改革开放 40年是有转折的。简单来说，邓小平 1978年开启改革开放，但现在进入习近平的新时代，改革开放就变成了历史。可以说过去六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依旧，但进入一个新的开始。

若问这六年来于改革开放的意义，很明显的，邓小平不见了。这也不意外邓小平长子邓朴方也开始发言，因为他发现了邓小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因为不再被强调。邓朴方会去强调，表示他认为改革开放是延续性的，而开端是他父亲邓小平定下来的。

可是习近平如今在做的，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如此，邓小平终将成为过去。观察习近平在做的事，以及一些反应，反而透露了改革开放 40 年不延续。他的六年与此前的 34 年不一样。当然，改革开放之于中共，该纪念一定还是要纪念，改革开放被奉为神主牌，但已不再是指引的方向，出现转折是因为前一时段的发展中产生问题，但它又是历史，所以有其意义，然而现在是现在，它的重要性是在过去，非不是现在的灯塔，其指导现在路线的价值被淡化了。这也可以解释在一些时候不提邓小平，又邓朴方和其他人有一些意见，问题的核心其实是这个，因为后者关切，改革开放成为众多有纪念意义日子的其中一个，且已没有指导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