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喇嘛影响力每况愈下 东京“共存共荣”讲话突显政治盲点
上周二（20日），达赖喇嘛在东京发表讲话称，只要不坚持独立主张，寻求西藏地区与中国共存共荣，相信可以得到中国知识界的赞同。他同时强调，藏族人民留在中国，可以获得更好的经济利益，而藏族人民信仰的佛教，在精神层面对汉民族也有益处。是次讲话延续达赖近年的“示好”姿态，同时体现其一贯的政治盲点。北京一向不认为中国存在“西藏问题”，而是只有“达赖喇嘛”问题；北京想谈话的对象从来是达赖喇嘛，不是达兰萨拉（流亡藏人政治中心）。中共这个态度一直没变，也不会随领导层更替而有变化。达赖喇嘛与中国政府纠缠近六十年，近年来，随着达赖喇嘛年事渐高，外界好奇他与中共会否有和解的转机，但从这次的讲话来看，这种和解仍然遥遥无期。
中共视达赖为叛逃者和分裂份子
对于达赖近年“示好”，中共的强硬态度经常令外界百思不解，其中牵涉近六十年的恩怨情仇。现年83岁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原本以西藏宗教领袖身份，于1951年同意与中共签署《十七条协定》，展开双方合作。后来中共对藏区加强管治，当地于1959年爆发骚乱，其后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并在达兰萨拉成立流亡政府，公开领导西藏独立运动。
由达赖出走他国开始，中共即视他为难以取信的“叛逃者”，他多年来更积极奔走活动于国际社会，为促使西藏独立争取支持，北京亦因为这些举动，指摘达赖是“分裂份子”。即使近年达赖的立场已从要求西藏独立，转向谋求“大藏区真正的自治”，但中共多年来听其言、观其行，早已对他失去信任，认为所谓的“示好”，都是“战术让步”，寻求“自治”的真正目标是“变相独立”。
事实上，达赖这个反复无常的形象延续至今，这点从近年传承藏人领袖衣钵的问题可以见到。早于2011年，达赖便提及挑选继承者，并表明待他年届九十，才向佛教学者咨询，以决定他是否应该转世，换言之，不排除会中止转世传承的宗教传统。不过，到了去年8月，达赖的心思忽然发生重大转变，他在纪念印度报人的“马瑟讲座”期间表示，其继任者最早在一至两年内就会出现。
不论达赖是有感身体状况转差而改变心意，抑或是想利用转世问题试探北京反应，但其说法前后不一，只会加深北京眼中的“叛逃者”形象，甚至不给予其坐上谈判桌的机会。实情是无论达赖提出哪一种见解，中共都多次强调十四世达赖喇嘛是流亡国外的“分裂份子”，无权由他个人指定达赖喇嘛继承人，亦无权代表整个藏区藏民。
对中共而言，达赖在东京讲话中的“示好”表态已是新瓶旧酒，且与其置喙转世传承问题更是互相矛盾。就在今年初，达赖接受访问时表明，拣选继任人可以采取类似天主教选出新教宗的方式，他的继任人将是“一名高僧或是20岁左右的僧侣”，并就此由高僧组成委员会，最快将于11月29日开始会面。达赖也提到有可能由他亲自点名继任人。
总而言之，中共根本不承认达赖有权讨论西藏事务，而他主动争取转世传承的话语权，正正触犯了北京的政策方针红线，企图排斥和挑战中国对藏主权。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4月便就此回应，说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达赖喇嘛转世系统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有一套完整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达赖喇嘛转世应当遵循宗教仪轨、历史定制和中国法律法规，不是由谁说了算。”
达兰萨拉不是藏民的“耶路撒冷”
从达赖的东京讲话可见，即使经过将近一个甲子的流亡生活洗练，又因几年前罹患前列腺癌致健康每况愈下，他仍未放弃以西藏领袖的身份自居。尽管北京强硬态度从未改变，他仍不断抛出和调整“谈判”立场，就西藏议题提出“权威”讲法，借此向北京招手或施压，希冀终有一天北京会答应启动和解进程，双方会正式对等磋商。
一如上述，中共视此为天方夜谭，但从传媒广泛报道达赖的东京讲话来看，北京亦不得不认同，年逾八旬的达赖至今依然拥有相当政治筹码。
达赖有什么政治筹码？事隔近六十年又剩下多少？首先，他是西藏流亡政府实质领袖，又是最具影响力的外交代表，不乏海外藏人响应其号召，在各地抗议北京管治，例如2008年北京奥运圣火巡回世界各地，沿途便不时遇到有示威者高举“雪山狮子旗”，表达对中国对藏政策的不满，一度成为各国传媒的焦点，也令这场彰显中国国力的盛事蒙上些许阴影。
其实，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达赖尚未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好像1991年之前，从未有美国总统会见过他。但1989年六四事件，以及苏联和东欧共产政权土崩瓦解，令中国骤然成为西方阵营的政治焦点，达赖才于其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并开始广受欧美日各国领导人接见。直到近年来，限制达赖在国际间的政治活动，也成为中国外交的目标之一。
然而，随着中国国力提升，过去十年，达赖的影响力经历了一番此消彼长。自从2008年西藏骚乱后，藏区十年来未曾有过大规模动荡，传闻数以百计的自焚事件亦大多限于僧侣圈子。中共的经济扶持政策取得成效，西藏的经济增长保持平稳，旅游业亦循原有轨迹继续发展，一般大众的生活水平随之节节提升，对北京的态度与异见者愈走愈远，抵制中共的呼声逐渐低落。
或者有见及此，达赖就“西藏自治”想出不同的方案，并在东京讲话直言藏族人民留在中国，可以获得更好的经济利益。可是，他却忽略了一个大背景：西藏已经今非昔比。当年达赖流亡，追随者有逾10万人，但近六十年后，恐怕再难维持如此强大的“吸引力”，而陷于经济困境的达兰萨拉亦显然不是藏人的“耶路撒冷”。按目前中国政府对藏管理，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层面都已经处于主导地位，相比之下，达赖更像是一个“局外人”。
再者，达赖再努力，能真正给他支持的外部力量恐怕也是寥寥可数。自2012年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会见达赖之后，欧洲大国领导人再未有与达赖会面。美国也愈来愈顾及中国的感受，特朗普当选总统至今，也未曾会见达赖。除了日本之外，达赖在国际社会的日子似乎并不好过，甚至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都要求中央政府和邦政府高级官员，不要参加西藏流亡政府成立六十周年纪念活动。
目前，达赖仅余的政治能量主要源于其宗教领袖身份，不乏西方名人如莎朗史东（Sharon Stone）、李察基尔（Richard Gere）和Lady Gaga对其崇敬有加，他亦以“灵性修为”之类主题广获西方大学邀请演讲。
达赖的文化影响力甚至延伸至商业世界，例如今年2月德国汽车品牌平治（Benz）在官方Instagram上发布了一幅印有据称是达赖“金句”的汽车宣传照：“Look at situations from all angles, and you will become more open” （从不同角度审视境遇，你的视野将会更广阔）。
上述公开支持达赖的名人多年来遭北京封杀，而平治则在照片触发内地网民批评和威胁封杀后，在官方微博上刊登道歉声明。先不说个别明星为信仰而牺牲中国市场，其中最有趣之处是，即使如平治这类国际大企业以中国为主要销售市场，都会认为达赖具有强大宣传能力，但却同时忘记了达赖在中国的敏感政治身份，以致引起轩然大波。
缺乏承继文化影响力的接班人
达赖本人应该深明自身的文化影响力，所以在东京讲话中特别提到，他现时提倡的“中间路线”理念得到中国知识份子认可，而藏人崇奉的佛教也能裨益汉民族的精神世界。尽管如此，时间站在北京一方，83岁的达赖终有一天会撒手人寰，流亡政府中有谁能代为施展同等文化影响力呢？不同于达赖，他们没有流亡的历史故事，也没有在中西对立之中崭露头角，更未有一人如达赖般数十年经营耕耘，获得“灵性象征”的名声。
不管是达赖从未认真培养接班人，还是预期中的接班人始终未成大器，中共均成功贯彻其主权立场：达赖问题不等于西藏问题。从政治经济层面看，北京已成功稳定藏区局面，流亡政府只是残存于境外的“小麻烦”，而非能够争夺藏民人心的“竞争者”。从国际关系角度看，达赖就是流亡政府的化身，流亡政府所构成的“小麻烦”主要都是源于达赖的影响力，而其各类影响力一则受崛起中的中国压制，二则受制于其年事已高，取而代之的接班人却未见踪影。
可以说，西藏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法，必须是中国领土的完整统一。在这个基础上，北京应对达赖的时候，采取有原则和底线的争取态度，避免西藏问题长期悬挂。例如近来达赖不时透露出回乡的愿望，去年11月更传出中共统战部部长曾经在云南会见达赖的亲信，这些都是积极向好的迹象。而对于藏民而言，他们对国家的忠诚仍然需要时间去培养，中国政府和藏民都需要对二者之间的矛盾进行有效管理。
总体而论，于西藏而言，经济和民生仍然是根本问题，文化及历史因素导致的族群嫌隙是关键因素，二者同样重要，只有将根本问题和关键因素同时解决，达赖最后的归宿之路可能才会清晰。
上文节录于第139期《香港01》周报（2018年11月26日）《东京“共存共荣”讲话突显政治盲点 达赖喇嘛影响力每况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