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话语体系下的新疆“再教育营” 看西方舆论与官方解说之争
在中共需要克服的众多治理障碍里，除了出现“港独”杂音的香港和愈发紧张的两岸关系，还有在西北部的新疆。新疆这个与中亚大陆接壤、有着错综复杂历史、宗族联系的不安定自治区，一直是令北京头痛之地。近期，新疆更因为“再教育营”问题，引起西方舆论和北京官方的争论。到底新疆“再教育营”的真相是什么？那些西方舆论指摘和中国官方解释回应之间的巨大语言差异，又该如何看待？撰文：王圣辰
《纽约时报》和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各自对今次事件所作的表述，将新疆“再教育营”这个议题重新带回香港乃至全球公众的视野。前者在最新报道中用文字刻划了新疆政府建立大量拘禁营，意欲“转化”维吾尔族穆斯林的迫害画面，使人看后感到压抑；后者发表的公开谴责中，称他们有“大量可靠报道”显示，新疆拘留中心关押了100万乃至更多维族穆斯林。随着外界施加了愈来愈大的压力要求中国承认此事，北京却给出了另一套说法和解释，让事态陷入到中国内外、东西方之间各说各话的罗生门之中。
海外和北京两种不同解释
西方舆论提及的“再教育营”，从未出现在中国官方档案或相关报道中。生活在新疆的人们提及这个问题时，更多会用“学习班”一词，当地一些官方媒体的笔下，较常出现的词是“去极端化培训班”或“教育转化培训中心”。
综观不同媒体的资讯可发现，这些“培训中心”的设立动机缘于2014年发生在新疆莎车县的一场恐怖袭击。大约从那时起，这些被当地部分执法者形容为针对“被极端宗教洗脑的特定人群”提供思想修正的场所，开始成为西方眼里批判中国政府人权状况的一个新话题。
在西方舆论的批评中，“再教育营”被描述为一个神秘而又黑暗的法外之地。譬如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中，便把拘禁营形容为中国政府刻意为之的，一场规模和凶狠程度令人瞠目结舌的灌输教导行动的一部分，数十万中国穆斯林正被集中起来，进行数周甚至数月的“洗脑”教育。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成员麦克杜格尔（Gay McDougall）此前亦表示，中国借着打击宗教极端主义的名义，将新疆变成了“一个类似于大规模拘留营的东西，笼罩在秘密之下的，是一个没有权利的区域”。正是在此背景下，加之中美本就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有美国官员表示，正考虑对中国高官和企业实施制裁，以及限制向中国出售监控技术。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更在此过程中成为西方舆论的众矢之的。
但在这起愈演愈烈的争吵中，中国派往联合国、负责就此作出解释的50人代表团坚持表示，新疆“没有压迫少数民族，没有打着反恐旗号剥夺宗教自由”。代表团之一的中共统战部第九局副局长胡联合说：“所谓100万维族人被拘留在再教育中心的说法，根本不是事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亦作出回应，称“某些反华势力出于政治目的，对中国进行不实指摘，少数境外媒体歪曲报道此次审议情况，污蔑中国在新疆的反恐和打击犯罪措施，是别有用心的”。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矢口否认”不同，北京在今次表态中承认了在新疆推行强制教育专案，但坚定地表明目的不是“洗脑”，而是“反恐”、“技能培训”、“帮助就业”、“扶贫”等。显然，相比于西方媒体的指摘，中国官方其实认可陈全国治理新疆的做法。
与此同时，一篇出自内地门户网站凤凰网、题为《新疆去极端化调查》的文章，让人们看到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官员夹在政治与宗教间的复杂困境。“共产党盖的安居房是阿热木（非清真）”、“拿政府工资给汉族打工是阿热木”、“抽烟饮酒的人死后将下地狱”、“妇女不蒙面不是真正的穆斯林”……反映出宗教极端思想在新疆、尤其南疆地区真实存在，但新疆官方梳理出的宗教极端思想表现远不止此：宣扬“伊斯兰教教法高于国法”；宣扬“共产党政府是异教徒政府，要推翻”；散布“政府颁发的一切证件都是无效的”；宣扬“圣战”、“迁徙”、“杀死异教徒可以殉教进天堂”。可见新疆问题并非西方媒体所说的那么简单。
现实政治远比海外想像中复杂
事实上，一些海外舆论长久以来只是透过单一西方论述的角度，去认知新疆问题乃至中国政权，导致往往只看到政府的高压管治和维族穆斯林人权受限，却看不到新疆以往经常爆发冲突和恐袭，以及政府维持安全和秩序的迫切性。之所以会这样，除了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之外，亦因为中国在舆情公关层面欠缺透明度所致。长期以来，中国总是不懂得用理据去回应西方的指摘，令那些基于固有视角而批评中国的海外舆论，有巨大空间引导新疆话题。久而久之，即使中国政策有其现实考量，但在海外舆论的描述下，世人看到的更多是高压控制，而非新疆问题的复杂严峻和新疆主政者的难言之隐。
与西方业已成熟、有着主流认知的社会形态不同，新疆可谓当代中国极为复杂的地方，那里有突出的宗教和民族矛盾，经济落后，区域发展严重不均衡，历史宿怨深重，频繁爆发冲突乃至恐怖袭击。面对如此复杂严峻的环境，是强调极端主义者的自由、隐私权重要，还是保障起码的安全稳定更重要？要知道，当年“9．11”恐袭后美国亦加强社会管治，多次遭遇恐袭后的一些欧洲国家亦不得不适当限制公民隐私权，面对更容易爆发冲突和恐袭的新疆，进行一些必要的强硬管治，并非难以理解。
况且，新疆治理并非一开始就强硬，而是经历了上任新疆一把手张春贤柔性治疆失败后出现。张春贤希望以柔和姿态和宽松手法治理新疆，结果反而给了恐怖份子发动袭击的空间，甚至2014年习近平刚结束对新疆的视察，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就发生恐袭。可以说，正是由于新疆经年以来伴随着分裂主义、恐袭暴力元素的复杂宗教民族矛盾，才让北京日渐认为已不能够再仅仅依靠柔性手段治理新疆。
正是在此背景下，2016年接替张春贤成为新疆党委书记的陈全国才会在注重发展经济民生的同时，扭转柔性治疆的思路。他在任内推行强硬举措，特别是“再教育营”，对西方媒体来说可算是“不被理解的铁腕”，因而受到猛烈抨击。
世人总是情愿相信执政者的冷酷和民众的无辜，却不愿细思现实矛盾的复杂难缠。其实，关于“再教育营”和新疆问题，当地司法厅党委书记张云给出了另一种解释。张云说，以新疆现实中的村庄为例，受宗教极端思想影响的人群中，通常约有70%是被宗教极端“裹挟”，30%是被宗教极端“污染”，另有极少数是已有现实危害，甚至准备实施暴恐活动的群体。正因这样，新疆目前采取的政策思路是：70%的群体需依现实环境而并不需要做太多工作，主流环境变了便很容易转变；30%的人群需要集中行政力量给予教育疏导；而最后者则因顽朽的思想意识而需要被坚决打击掉。应该说，这种举措尽管在一些不懂现实情况复杂、对人权怀有过多理想主义的人眼里是高压控制，却很难说没有现实合理性。
现实中的政治，远比人们想像复杂，新疆维族的宗教与融合问题的复杂性更是如此，盲目地在西方语境下对新疆乃至中国问题的抨击跟风鞭挞，看似符合“政治正确”，但何尝不是过於单纯和意识形态挂帅？考虑到新疆问题复杂严峻的实情，有必要以理性和辩证态度看待北京的政策，新疆主政者也需要适当调整已有的施政策略，一方面透过必要的开放和透明，向外界传递真实资讯，消除世人疑虑，争取支持，另一方面也应注意必须在法治框架下施政，让实际行动更经得起现实检验。
上文刊载自第129期《香港01》周报（2018年9月17日）《两种话语体系下的新疆“再教育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