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杭子牙:为北京对假疫苗案问责点赞 但也要直陈未了遗憾

撰文: 多维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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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8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听取关于吉林长春长生公司问题疫苗案件调查及有关问责情况的汇报。此次会议不仅指出监管责任问题,还问责40余人。《多维新闻》发表署名“杭子牙”的评论文章:《为北京对假疫苗案问责点赞 但也要直陈未了的遗憾》。

以下为文章全文:

长春长生案多名官员被处理,吉林副省长金育辉遭免职。(网上图片)

这次对长春长生疫苗造假案的处理,习近平明显下了狠心。

除了造假的长春长生有18人被关进监狱,史无前例的严肃问责,还一口气处罚了7个(副)省部级,另外还对35名非中管干部进行问责。

从决策高度和时间节奏看,习近平专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处理,从案发到做出处理决定只有20多天,相对于以往重大安全生产事件调查处理的冗长节奏,这次可以说是力度空前。

尽管对这次事件的处理,还有四大遗憾:

一、未能在假疫苗出厂前进行查禁,已经对孩子们的健康安全造成了危害,引发了社会恐慌,侵蚀了政府公信;

二、除了定格处罚长春长生之外,对“武汉生物”等其它问题疫苗企业的追责处理还不能令人满意;

三、还未能就疫苗生产、检验和流通管理进行全系统的梳理调整;

四、那些不要脸的失职失责官员居然没有一个主动辞职谢罪,都是被免职或责令辞职。

但能在20多天内就拿出这样的处理结果,有这样的决心和力度,还是应该为之点赞。

国务院调查组对长生生物的调查中进一步查明,该公司生产的效价不合格百白破疫苗涉及两个批次,合共达49.98万支,较此前被揭发不合格疫苗数量(25.2万支)多出接近一倍。(资料图片)

一些人可能觉得,管理好疫苗问题本来就是政府职责,追责处罚也是分内之事,没有必要为之点赞。但对此我们其实还可以有不一样的观点。

国际和政府也是由具体的人构成,对待国家或政府,其实就和对待孩子一样。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就应该接受批评,受到惩罚。但如果能坦诚认识错误,及时改正,也应该及时鼓励表扬。

如果只有批评,或只有表扬,肯定会坏事,会把一个本来很好的孩子,搞成一个坏孩子。

对国家和政府来说,你不能做了错事,有失职失责的地方,还不让人说话,不让人批评,甚至对批评恼羞成怒,动用国家暴力工具。

对民众来说,也要认识到,作为一个制度和法治尚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多维所称的“第五个现代化”实现之前,有些问题,甚至是非常愚蠢或恶劣或令人恼火的问题,总是会发生的。

社会公共治理水准,就是在解决这些或愚蠢、或恶劣、或令人恼火的问题过程中,一步步提升的。

7月29日,长春新区公安以涉嫌生产、销售劣药罪,对长生生物董事长高俊芳等18人向检察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网民对此消息直言“大快人心”。

从横向的维度比较,我们必须承认,在同样发展水平的国家中——甚至于和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其实是不错的,对重大问题的反应也是比较得力的。

从历史的维度看,中国的社会治理能力,从改革开放40年以来,也是在逐渐缓慢进步的。

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治理能力与公共管理的现代化水平,也是在解决各种问题的过程中建立的。

美国在上世纪初和中国现在也是一个德性,也是在资本的逐利属性和管理失察下,各种突破人伦底线的缺德丑闻频发,所以才有了当时著名的“扒粪运动”。

后来美国政府从个案到立法不断介入,才有了现在的公共治理水平。

已经回归21年了还在不断折腾的香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警界也是黑暗,直到后来成立廉政公署,问题才得到解决,使香港发展成为世界最清廉的经济体之一。

所以,发生问题不打紧,只要以负责任的态度坦诚面对,及时追责,整顿解决就好,没有必要一棍子彻底打死。

发泄完情绪,更重要的是有效解决问题。(资料图片)

在假疫苗这件事上,作为孩子家长,大部分中国人都恨得要死。

很多人恨不得把那些业界败类,以及失职失责的无能或贪腐官员,拉出来枪毙一百次,或是他(她)们流放到非洲原始森林里被黑猩猩强暴一百次!

但问题是能吗?更重要的是,这样做就能解决问题了吗?

因为贪腐和失职,前中国药监局长郑筱萸被毙了,中国药品的产品质量与监管水平提升到人民群众满意了吗?

所以,请务必注意,当公共卫生事件爆发后,我们可以发泄情绪,但发泄完情绪,更重要的是有效解决问题。

从习近平对这次假疫苗的重视看,我们相信,也希望,经由这次对假疫苗事件的严肃处理,中国的疫苗质量和管理流通水平,能提高一个等级。

当然了,要想使民众重新对国产疫苗恢复信心,恐怕还需要政府以及整个疫苗行业的长期、持续努力,还需要对武汉生物等问题疫苗企业,也施以同样的处罚力度。

内地疫苗造假事件引起社会强烈愤慨。7月30日,有数十名家长聚集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门外,举起横幅抗议,要求国家赔偿,追究法律和刑事责任。(网上图片)

此外,肯定对这次事件的严肃处理,不代表就没有遗憾,我们必须要再强调上述四大遗憾。

同时中国执政党和政府也要想想,如果当初的山西问题疫苗案,也能这样处理,而不是以匪夷所思的、把报道问题的记者与媒体总编免职的方式来消声“解决问题”,今天的假疫苗还会不会产生?

从十年前的毒奶粉案,到今天的假疫苗案,两次突破人伦道德底线、产品质量严重威胁到孩子们健康安全的公共事件,都是由非主流媒体记者冒著极大政治与安全风险“捅出来”,才使得问题得以解决,才使得孩子们不再被内些有毒、有害产品戕害。

对那些不善粉饰门面、拿著微薄薪资、冒著极大风险,同时却“固执”到近乎令执政党和政府讨厌的媒体记者来说,中国是不是欠缺他们一个谢意?是不是需要更多这样的舆论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