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片】中国独立纪录片：官方、民意双绝缘　香港终成栖息地

《1997年以来的中国独立纪录片展映“决绝”》现正于油麻地艺术馆碧波押展映。所谓独立纪录片，长久以来与敏感、禁片挂钩，但在醉心创作的导演们眼中，“独立”只是不仅要与官方语境、亦要与舆论民意割离。策展人闻海曾多次在香港举办放映会，最令他沉迷此间的，当是一个自由的公民社会里与观众交流时思想的碰撞。

中国语境下的“独立纪录片”

刚刚与香港理工大学结束任教合约的超人类学教授于硕，一直关注中国独立纪录片发展。她称，“独立纪录片”有著相当程度的“中国化”意味。不同于西方语境下的“独立”，制片们只是在商业电影体系外，以影像的手段关注现实题材。解决了资金、发行渠道的问题，他们并没有太沉重的负担。

但在中国，似乎提及“独立纪录片”，受众都会联想到敏感的、官方排斥的、有反抗意味的。纵览“决绝”的50部展片，不乏记录集体维权运动、呼吁新闻自由、回顾文革的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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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绝”策展人闻海，也是纪录片导演，他的《我们》曾获威尼斯电影节特别提及奖。他认为，独立纪录片导演不能与反对派划等号，很多导演是没有既定的政治立场，他们只是关注某一话题，有自己的困惑，想撇开官方表述，自己寻找一个答案。

闻海以另一知名导演艾未未的《平安乐清》为例，该片关注浙江一个突遭横祸的村干部的死亡。当时官方没有说明、没有报道，艾未未的团队好像调查记者一样深入当地，只是为了解决对案件细节的困惑。正是官媒的缺位，成就《平安乐清》。

他回顾90年代在内地进行拍摄创作，一切都需要官方许可，个人无法接触到拍摄器材、胶卷，甚至洗胶卷也要官方颁发的证明，洗片场才会接收你的胶卷。闻海形容，在彼时想独立创作的个人“太痛苦了”，“不可能进行的”。所以中国纪录片走上“独立”之路，实际上是导演追求在无干涉的条件下，进行自我表达、自我关注的自由之路。

何谓独立 何谓记录者 何谓公共知识分子

劳工维权者蔡崇国曾来观看过几场“决绝”的放映。他形容独立纪录片的“独立”，意涵不仅是要脱离官方传播平台和意识形态，亦要与“为反而反”的反对派乃至大众舆论切割。“独立于反对派，独立于大众、新闻、舆论，还有时尚”，蔡崇国认为独立的记录者当如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与左派右派双切割。

蔡崇国的观点与以艺术手段记录的导演们有不谋而合的地方。在采访中，闻海时不时会透露出一个专注的艺术家的单纯，官方的排斥和受众的同情，似乎令他们有些手足无措。

闻海也会强调，一个人要有政治观点是一件很难的事，要有大量的阅读和思考，才能形成自己的立场，这类人进行思想宣扬，是公共知识分子。而独立纪录片导演“并没有那么厉害”，他们只是一群影像爱好者，以一种存在于工业电影体系之外的形式注释这个世界。

官方对某一事件有他的表述，我们有我们的表述，大家都放在一起看看，观众很聪明的，观众自己判断。

闻海直言认为官方、尤其是基层政府“很蠢的”，把独立纪录片当作社会运动的一部分，“恐惧地、野蛮地把一切独立纪录片都‘强拆’了，但在中国你禁什么，火什么啊。”

在香港 导演都有收获：“咦？！还可以这样想！”

当论及目前中国独立纪录片的生存空间，导演们已经失去了在内地放映的机会，小众的话题、沉闷的印象也令台湾、香港的观众止步。碧波押里的放映会有时只有了了数十人，但闻海常说“很好了，很成功了”。

闻海等独立纪录片导演们也曾试过在内地举行放映会，但曾经兴旺一时的北京宋庄影展、南京独立影展都在官方挤压下逐渐没落。即使能成功举行，导演与到场观众也好似“猜谜语”一样交流。

或许也正是因此，在香港这个尚自由的空间，闻海很容易满足，有时更会感到惊喜。“跟香港观众交流，很多时候会给我很不一样的刺激，他们的视角、他们的考虑，的确是跟我们不一样的。”

闻海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展映过导演王兵的《疯爱》，邀请香港精神科医护人员观看这部关注精神病人的片子。有观众提出对精神病患者私隐的提问，令他们反思。

导演林鑫《传道人》在港放映时，神学院院长是嘉宝，在座亦不乏教徒。因此来自于艺术群体外、专业群体内的发言，也会令闻海有吸收知识的意外感。

“很多时候与香港观众交流的时候，他们会说到一些感受，让我觉得：咦？！还可以这样想！”这样的欣慰或许是令闻海们栖息于香港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