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造假】不折不扣的“人祸”　企业操守才是症结

长生生物疫苗造假事件之所以一石击起千重浪，究其原因除了事关儿童健康福祉，最令人震惊的是经传媒挖出往日旧闻后，公众才知悉“行贿受贿”有可能已成为行业“常态”。例如陆媒“搜狐财经”引用法律文书统计，发现事件主角长生生物的名字历年出现在最少20宗贪污贿赂案件上，最远可追溯至2002年，最近则为去年底卷入五宗行贿受贿案件。

药企销售费远高于研发费

去年11月底，药物代理商广东立晖旗下一名推销员被判行贿罪成，案情指该名推销员向湛江市妇幼保健院护士长提供合共10.6万元（人民币．下同）回佣，换取对方以公款购入长生生物所制水痘、流感、华北乙肝等疫苗产品。差不多同一时间，湛江市辖下医院两名负责人因收受疫苗供应商回佣共12.32万元，被判受贿罪成，行贿的推销员正是兜售长生生物所制水痘疫苗。

这类案件的矛头往往指向经销商或推销员，长生生物多年来毫发无损，大陆媒体只能从些许蛛丝马迹推敲其中关系。《疫苗之王》一文指出，长生生物2017年销售费用为5.83亿元，推销员为25人，每人所得销售费用高达2,330万元，是同行康泰生物的4倍，成大生物的47倍。搜狐财经进而从年报查知，所谓销售费用占长生生物的总成本60.27%之多，其中4.42亿元为“推广服务费”，用于支付推广服务公司。

研发投入低，推广费用高，这现象不单止在长生生物一家医药企业上出现。据Wind数据统计显示，内地290家医疗保健类上市公司去年投入共1,772亿元销售费用，但研发费用仅为319亿元，不足销售费用的五分之一。相比之下，去年瑞士罗氏制药研发费用达115亿美元，折合约780亿元，换言之，290家内地医药企业加起来的总研发费用，还不及罗氏制药的一半。

地方政府与药企间关系暧昧

内地药企一则销售费用用途可疑，二则有不务研发正业之嫌，除了各种推敲和臆测，陆媒偶然亦会抓到药企违规犯法的证据。《南方都市报》7月22日报道，根据北京法院所公布资料，民海生物法定代表人杜伟民在2010年到2014年期间，以47万元贿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议中心副主任尹红章，以助其短时间内获得三款疫苗产品的生产许可。

尽管受贿官员落马被定罪，案中行贿者杜伟民却未被司法追究，继续活跃于医药业界，难免令人怀疑民海生物是否有“靠山”撑腰。更令人惊讶的是，杜伟民亦为康泰生物董事长，该公司曾在2013年12月爆出丑闻，多名新生婴儿接种其所制乙肝疫苗后死亡，最终官方在一度下令停产后认同康泰解说，指事件属“偶合性死亡”，并归还生产证书。

回到今次长生生物疫苗造假事件，“百白破”效力问题早于去年公布，吉林省作为该公司总部所在地，却未见有所行动，直到今年7月21日舆论上的批评开始爆发，该省省委才于23日宣布展开调查，被外界炮轰后知后觉。由此可知，地方政府站在医药企业并非个别现象，背后原因可以从鸿茅药业和内蒙古凉城县政府的财务关系看出端倪。

连番隐瞒真相　加深民间怒火

鸿茅药酒以治疗动脉硬化、冠心病、心肌梗塞、脑血栓、前列腺增生等症状作招徕，实际效用却备受各方怀疑，多地药监部门亦屡次公布服用产品后不适案例，然而，该公司至今屹立不倒。《人民日报（海外版）》公众号“侠客岛”今年初即撰文指，鸿茅药业位处凉城县，截至2016年，五年来上缴税收1.6亿多元，县政府亦“投桃报李”，多次在丑闻中为鸿茅保驾护航，该公司遂得以度过风波。

或许正因政商利益关系千丝万缕，加上官僚惯性尽可能“息事宁人”，以免闹大事情，对于疫苗造假引起的民愤，官媒和地方政府的回应均强差人意。《疫苗之王》一文于21日推出后，当局的即时反应竟是全力封杀，务求将造假消息消灭于萌芽，不料此举完全错判民间怒火之盛，不但禁之不绝，还因此火上加油，令自身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直到23日，《人民日报》才于内页第三版报道，而国家药监局负责人已责令长生生物停产，并就疫苗造假一事立案调查。同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外访期间就此发出批示，强调要一查到底和严肃问责，相关报道才于24日登上《人民日报》头版页首显眼处。官媒版面微妙变化，其实反映官方应对突发舆情的“常态”：先是封杀，封杀不成才避重就轻，连避重就轻也行不通，才被迫表态认真处理。

去年“百白破疫苗”问题曝光，山东省却采取“低调”态度，未作任何公布。直到近日事件愈演愈烈，造假事件重见天日，山东疾控中心才透露，之前合共有252,600支不合格“百白破疫苗”流入省内，并声称早在去年11月已查明批次流向，即时停止接种，至于215,184名已接受注射的儿童，当局未发现异常反应机率增高。山东烟台市则通报，将为涉事儿童补种疫苗，更指此前不合格批次的问题效力低，保护率相对低一些，对孩子身体没有安全危害。

然而，至今为止，涉事疫苗究竟如何造假，具体可能造成何种危害，官方依然没有详说，仅能依靠部分医生或医药业界人士，凭借经验猜测问题所在。即使主事机关扭尽六壬说服公众毋须恐慌，当局多番隐瞒真相已加深了民间愤怒和恐惧，堵嘴维稳政策已严重损害官方信誉。无怪乎大批中国网民近日干脆改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官方微博留言宣泄不满，有网民更直言：“整个中国只有这里能说话了。”

多个涉三鹿奶粉事件官员“复出”

是次疫苗事件最可怕之处并不是内藏多少“黑幕”，而是同类事件已三番四次发生，当局却始终未能防微杜渐，致令相同现象不断重演。2007年，山西发生儿童注射疫苗中毒致死事件，事隔三年后才由内地《中国经济时报》刊出报道，省卫生厅当时直指内容不实，省信访局更威胁涉事家长“别搞小动作”。2016年，山东省侦破一宗转售过期或失效疫苗案件，涉案犯罪集团已运行六年，销路遍及18个省市，共九家医药批发企业牵涉其中。

按官方通报，上述疫苗造假事件未有提及干部渎职，但以其规范之大和影响之广，若说没有官员从中配合，恐怕难以令人信服。近两年，药监系统上至正处级药监局局长，下至主任、科长、科员，均有贪腐事例，据内地《医学界》杂志不完全统计，单在2016年，就有超过41名药监官员落马， 2017年至今，医疗界落马的医院院长和卫生官员更合计超过四百多名。

地方政府消极不作为，官媒闭眼噤声，固然加剧疫苗乱象，但药监系统腐败根深柢固，无疑亦助长歪风。2007年，前药监系统负责人郑筱萸因受贿罪成，被处以死刑，11年过后，贪腐情形依然未见纾缓，与当局一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心态不无关系，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的后续处理即为一例。

在三鹿奶粉事件中失职的时任国家药监局食品安全协调司司长孙咸泽于2009年被记过，但并未被撤职，至2014年更升任国家食药监总局副局长，兼任药品安全总监，今年2月退休。涉事地方官员亦不乏“重新起用”的例子，如时任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于2008年遭免职，至2013年“复出”担任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并在2015年至今担任河北省政府党组成员。

回顾近年内地状况，便会发现疫苗问题曾多次曝光，当局亦曾多次强调要整顿改革，但均未能真正解决问题。本次长生生物疫苗造假事件已严重打击当局威信，同时也打击国人对国货的信任。

归根究柢，疫苗乱象对下牵涉地方政商关系，对上呈现药监系统的腐败，因此，当局亟须尽快改善监管及讯息公开机制，同时更严厉处罚贪腐官员，以澄清吏治。长远而言，则要拆解盘根错节的官商利益网，方能有效正本清源。

疫苗事件最可怕的地方，是同类事件已三番四次发生，当局所言的严加防范，通通都沦为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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