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9】左派学者司马南专访：邓小平当年具智慧看到长远和全局

“六四”事件即将踏入29周年，《多维新闻》为此推出系列专访，邀请当年的学生领袖，参与者、旁观者等，探讨中共始终惧怕面对这段历史的原因，以及他们如何回首看待这场曾经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
左派意见领袖、独立学者司马南在专访中首次透露自己当年在“六四”时的经历，而对于邓小平在事件中的功过，他则表示：“邓小平具有政治家的本色，是一位拥有历史智慧的政治老人，他看到了长远和全局。”

问：“六四”的时候你在做甚么？当时有去过天安门广场吗？作为当时的观察者和参与者，在29年后的今天看这场学生运动，有甚么不一样的感受？

司马南：当时我本身为《中国商报》的总编室主任，同时亦是该报的社评主笔。包括关键那几天，当年我几乎天天都有去天安门广场。一开始我仅仅是观察者，后来变成了主动的参与者。在戒严的前一天，我的一篇社评发出来了，署名是本报评论员，大标题《黄河长江不会倒流》，副标题《一论消除党内腐败现象》。

文章极其口语化，“现在有一帮学生娃上了街，部分市民跟着参与游行，人们对这个事情看法不一致，有人赞同，有人反对，但无论赞同还是反对者，无论他们的具体说法有何不同，在要求中央消除党内腐败现象这一点上，人们是有共识的，它反映了全民的愿望共同的心声。这种强烈的呼唤和期盼，就像黄河长江不会倒流……” 其后再开始论述“官倒”一类的腐败现象如何不得人心，肯定人民群众正常的权利诉求，强调于当前的形势之下，“应该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 这个系列社评本来要写九论的，可惜到第三论还没发出来，就被强行叫停了。

问：这个事情就不让说了？

司马南：不让说了。因社评的导向错误，我被革职，进入停职反省状态，在地下室停职反省，交代问题，整整三年。 这段历史，这是第一次公开与媒体讲，此前没讲过。很多骂我“五毛”的人，不知道司马南扮演过这样的角色，我的个性怎么可能做“五毛”呢？

其实我1989年的具体错误，也没那么严重，但淹死会水的，打死犟嘴的，在国务院机关系统犯错人员名单上，我的排名不断的往前挪，认错态度不好，可谓死不认错。 因为心里不服啊！名曰检讨，实则与人理论，报社开我的帮助会，我长篇大套论证别人错误，我的错误不断升级，最后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这叫咎由自取。 三年时间停止反省，读书，思考，写作，有了受用整个后半生的大收获，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读法国大革命以来世界民主运动的历史，那是带着问题学，我学得如饥似渴非常认真。

我坚持认为，作为共产党员，我没有错，社评文字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所有错误我一个人扛，我没有举报过参与策划社评的上级领导，也没有出卖与我一起搞“貍猫换太子”把戏的同伙。今天，那些社评的基本观点也是站的住脚的，是温和的，善意的，建设性的，我不是处心积虑的破坏份子，而是真心实意希望党好国家好的补天派。 当时我在所有的文字中，反复强调“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来解决问题”，当然这个说法是赵紫阳提出的，民主就是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尊重人民的民主权利，法治就是凡事要有规矩，不能乱来，不能破坏生产生活秩序…… 我不是没有错误，具体错误在于已经不让发社评了，我偷偷地印发报纸……

问：在第几评之后就不让写了？二评和三评都是你偷偷发的？

司马南：第二评正常发出的，第三评遭遇麻烦，当时报纸在人民日报印刷厂印刷，夜里加班的时候，偷偷地想蒙混过关，作为总编室主任，我付印时带队，要最后“签大样”，以示对这期报纸的内容形式负总责……当时我们玩了“调包计”，结果被人民日报印刷厂党性原则很强的工人师傅举报了……于是东窗事发，大祸临头。被革职后，只发点基本工资，生活遭遇了很大困难。当时我发牢骚：“犯的是政治错误，为甚么要在经济上惩罚我？”因为手头紧张，又死要面子，当时我只能一再降低生活标准，甚至晚上去菜摊捡菜叶。

问：现在回过头来看呢？

司马南：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倾向于认为当时执政党正在社会转型时期，遭遇激烈变局，一时不知如何应对。其次是群众当时在历史转型时期，面对利益关系重新调整的不均不公，心中愤闷不知如何排解。至于那群伸手获得权力的人，则利用价格双轨，倒买倒卖，一夜暴富，拉仇恨成为众矢之的。 此外，体制内外有能量又手眼通天的人，为获更大权力，跻身一线演员阵容，结果或成了小丑式拙劣演员，或成了他势力的工具。

而敌视中国国家制度的力量，当时则利用该事件做了最早的茉莉花路演。还有中央当时出现两种声音，高层分裂，导致动乱愈演愈烈，以至于酿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从更大格局看，中国社会突然间出现了这么一场风波，老百姓反官倒反腐败，点着“康华”的名字，点着“赵大军、赵二军”的名字，行动正义而纯朴，善良而真诚。但他们行使民主权力的过程，被人为添加进了职业搅局者的因素，广场上捐钱的、捐水的、捐帐篷的、提供咨询的、提供绿色小道的，还有烧军车、实施暴力犯罪的，泥沙俱下，五花八门。早年间从事和平演变的所有力量紧急动员，利用境外短波造谣生事，煽风点火，其嘴脸与今天并无二致，那时善良的人们误以为外媒说的是真话。

无论如何，流血是悲剧。善良呼唤公平正义的民众积极性遭到打压，是更大的悲剧。而当时平息事态杜绝流血已难以做到……每一方都成了铁定意义上的输家。人们都注意到了，对待这件事，当局口径上不断变化，从反革命暴乱，从政治风波，从春夏之交的动乱，再到后来甚么都不提了。我理解这种提法上的不断变化，是善意的释放。

问：很多人在看这场运动时，会归咎于邓小平，认为流血本可以避免，枪口不该对准手无寸铁的学生。但也有人会认为，如果不是邓小平当机立断，中国可能就此滑入深渊。

司马南：邓小平的“六四”决策被人严重妖魔化，作为当事人，回头再看他在戒严部队上的讲话，以及此后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种种论述，我倾向于认为邓小平的决策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两害相较取其轻的正确的决策，如果不是因为邓小平等政治老人历史紧要关头做出那个决策，国运由盛转衰是轻的，可能转入长时间动乱，现代化的进程可能被迫打断，中国或许先于苏联红旗落地，国家彻底陷入无政府状态，乃至出现分裂。

邓小平最后祭出杀手锏，动用军队摆平，是不是有点晚了？当然是晚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用邓小平的话说，两任总书记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犯了错误，他们的想法跟邓不一样，他们只专注于基本路线的一点，而忽略、漠视，甚至否定另外一点。胡耀邦令大家感佩的诸多优点之外，有政治上糊涂幼稚的一面，而赵紫阳选择的是背弃基本路线，对邓的一再叮咛嘱咐采取阴奉阳违的一套。 

中央高层出现严重分裂，向社会上传递了不同的信号，不仅北京，全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陷入了不同程度的动乱。幸而邓小平、陈云、王震、薄一波这批毛主席当年老班底的主要成员尚在，那个久经考验的中共最高政治领导人朋友圈，形成了最大的政治共识，他们的著眼点是人民的根本利益、国家的长远利益。

行动伤及无辜，一部分人留了血，死人虽远没有造谣者说的那么严重，毕竟是一场大家不愿意看到的悲剧，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个办法是一种恶，但是必要的恶。从积极角度看问题，从那之后，中国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骚乱动乱，为甚么？因为军队、国家、执政党，也包括那些有闹事念头闹事能力的人，各自都接受到了教训：闹事的知道军队真的会开进来；执政党意识到，高层不能出现分裂，总书记不能用个人思维，哪怕是新思维替代全党意志；运动积极分子意识到，以流血的社会冲突来推动社会进步，不管主观愿望如何良善，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好比种牛痘，种牛痘也会有副作用，红肿，硬结，溃瘤，结痂，留下永久性圆形疤痕，比之生命大规模雕亡，种牛痘的代价是最小的。

问：其实那些走上广场的很多学生，愿望也是很良善的。

司马南：是的，绝大多数人不是反对共产党，而是反对那些党内的特权者腐败者，其诉求无非是，希望党像革命战争时期一样，像建国初期一样，廉洁清正，奉献牺牲，不搞特权，不搞裙带，不学国民党。但这事儿难啊，执政党也面临着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新考验，大权在握，多年和平，市场经济，房子、票子、妹子扑面而来，要保持战争时期那样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脆弱的人性怎么能绕过这道坎儿呢？

民主不仅需要制度安排，也要求有民主的训练、民主的素养。李鹏大会堂见学生代表，央视破天荒直播，多罕见的民主对话啊，然而被惯坏了的“学生领袖”竟然戴着氧气袋道具，秀起拙劣的小品表演，对国务院总理信口撒谎，充满敌意，颐指气使，毫无教养……真叫烂泥扶不上墙。邓小平后来亦讲的明白，“民主是我们的方向，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此后他又强调“稳定压倒一切”。

民主重要不重要？当然重要，共产党就是搞民主起家的，焉能不解民主之重要？然而民主除了口号与形式，还有内容，更重要的是结果，民主应当带来整个社会“普遍的善”和“共同的善”。试想像一下，如果1989年风波不是这样结束，尽管不是无可挑剔的结束，我民族复兴的进程很可能会被打断，从孙中山开始，无数志士仁人，连同中国共产党人所作出的巨大奉献牺牲，千百万人生命啊，可能会付诸东流。两害相较取其轻，邓小平大功于中华民族。那些把“六四”说成是邓的污点的人，实在是太欠缺历史的眼光。

问：不管怎样，也不论这件事情过去多久，中共确实需要给“六四”一个说法，比如赔偿、道歉，或者其他方式，至少不能像现在这样搁置一直着。你刚刚说，可能现在的时机还不到。

司马南：对，眼下搁置利大于弊。事件距今还是太近，有人情绪尚难平复，如打捞沉船的作业团队期待着发财机会一样，职业反共倒算一杆子人另有图谋，意识形态斗争的舆论场当中，尚难以形成共识，眼下勉强作出结论，不如待到大家能够理性看待这个事件的时侯，再行解释不迟。

问：其实最近几年有一些松动的迹象，比如说据我们了解中共与“天安门母亲”有一些接触。能否想像这个合适的节点或者契机即将到来。我们其实是冀望于习近平，因为他相较于前几位领导人人来说在这个问题上是最没有历史包袱的一个。

司马南：他个人的确没有这个历史包袱，但他必须考虑全党全民族的利益。习近平关心的三件大事，一叫精准扶贫，二叫环境保护，三叫防范金融风险。我注意到，这么大的事情，外媒很少有人给予正面关注。个人的悲剧是值得同情的，然而利用个人悲剧，玩味个人悲剧，挑事生乱的人是可恶的。

问：再过三年，即中共百年。对一个百年大党来说，可能需要去直面一些历史，其中就应该包括一些错误和教训。

司马南：第一，历史在甚么时候都应该直面，建党10年，20年，28年的时候都曾经深入地总结历史，后来对自己历史的反思能力渐弱，尤其近40年以来，关于历史的总结，成就和经验总结的比较多，错误和挫折讲的少些，至少公开讲的不够。

第二，“中共百年”这个时间节点，全面总结党的历史，当然可以，包括史上比较棘手的事情，但也不一定，102年可以，98年也可以。梳理党史最见成效的延安整风运动，就是建党21年开始的，差不多在建党24年的时候结束的。对时间节点的过分重视，好比小女孩过生日，单等那一天大家来吹蜡烛吃蛋糕，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时间节点没有那么重要。 第三，迟滞总结那段历史，不是怕，不是躲避，而且静待社会心理脱敏。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历史公案，并非简单的是非对错，时间的沉淀，有利于明白究竟厘清曲直。何时作结，也与所处环境和要完成的任务密切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