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回归本质　谈判桌上显现历史必然

7月底的上海谈判过后，中美贸易战不断升温：踏入8月，中美贸易火花不断。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五（8月9日）直言美国现阶段不会与中国电讯设备制造商华为做生意，更对原料将于9月初在华盛顿举行的中美谈判大泼冷水，指如谈判未能举行的话“也很好”。

如果从去年7月6日美国首向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货加征25%关税开始计算，关税战已经开打超过十三个月。如今美国已向总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货加征了25%关税，也限制了双方企业的往来，而中国亦已向价值1,100亿美元的美国货施以关税报复。比对今年与去年上半年，中国对美出口减少12%，美国对华出口则减少了19%；中国被墨西哥与加拿大追过而变为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而东盟国家的对华总贸易额亦已超越美国。可见双方贸易关系渐行渐远。

至此，双方的筹码也已用得差不多。中国停购农产品，虽逼得特朗普要继续向农民派钱，却只是回到6月底大阪G20“习特会”之前的景况。美国的“汇率操控国”标签原只用作将所针对国家拉到谈判桌上，虽然美国总统有权禁止其海外发展投资机构对该国的融资，并拒绝该国参与美国政府的采购项目，不过早已在谈判桌上的中国对此需求极少。而特朗普的新关税威胁更是一把“双刃剑”，包揽了从电子产品、手机到衣物等消费品，虽能对中国出口制造业构成压力，却将先让美国消费者蒙受损失。

中美谈判发生质变

反观去年12月阿根廷习特会后的半年谈判进程，双方所谈的是中国作出所谓的“结构性”改革，以换取美方取消所有附加关税。在谈判后期，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口中几乎只有协议“执行机制”的最后难关。

然而，自特朗普在本年5月再加关税使谈判破裂，再到大阪习特会重启新谈判以来，双方已甚少再提结构性改革，反而转谈中国重购农产品换取美国解禁华为等具体的局部性议题。相较此前后之异，可见中美贸易谈判已有质变。

起初，特朗普凭美国实力施压，又遇上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6.6%的“28年最慢”数字，以为速谈可成，更为谈判订下90天限期。然而当双方代表密锣紧鼓的连月谈判进入各种协议细节，难以消解的分歧就陆续浮现。

在特朗普最关心的对华贸易赤字上，美方拟要求中方要在2020年底前多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货；同时，美国又拒绝一次过撤销对华附加关税，更要求中方取消对高新科技的产业补助、取消对美关税，并承诺不会对美国未来行动作出报复。如此要求不止实际上难以施行，更完全踩过中方绝不让步的原则问题底线，导致5月初的贸易谈判破裂。

其后，美方再以关税施压，更使出封杀对华为科技出口的“绝招”，然而中方却继续坚持立场，更于6月2日发表《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有系统地复述既有立场。虽然美方对白皮书表示失望，又指中方错误表述谈判过程，不过此刻特朗普似乎才理解到要一举成功根本不可能，因而不断放话邀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6月底的大阪G20峰会上，再举行习特会，作为重启谈判的基础。

大阪习特会后，特朗普只提到谈判继续，特别点出新谈判的两大议题—中国重购美国农产品，以及美国解禁华为—并强调“谈判的质素对我而言比速度重要得多”。对比起去年阿根廷习特会后，特朗普要求在90天内达成一个“将众多我们都知道最后要解决的事情一一解决”的协议，其态度已见巨变。

今天的谈判不急谈大问题，只从交换条件细项出发，可见双方对对方立场也有了更深的理解。不过，特朗普因2020年大选逼近，为求帮自己稳住农业州选情，也将以关税等威胁作谈判筹码。相信在可见的将来，这种细节上你来我往的对碰与施压将成为谈判的新常态。

结构性矛盾不能解于朝夕

其实，中美此刻的所谓“贸易战”，其根源在于两国政治经济体系的结构性矛盾，绝不能只透过简单的条件交换而完满解决。

自日裔美国政治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于1992年在《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书中提出自由民主国家的普世化将是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之后，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发展逐步证明这套历史终结论意识形态的不合理，而美国作为这套体系的代表更是首当其冲。

来自中国的挑战，最显而易见的是其劳动生产力的急速提涨，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多次录得超过10%的年增幅。同时，此等生产力的上升不只出于密集式农业人口向工业转移，更是来自其科技之发展，例如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的全球50大人工智能专利权申请者排行，中国在过去三年已超越美国，有19家企业榜上有名，后者只有12家。

这些事实本身并非对历史终结论的挑战，只是新兴经济体迅速追赶的表象，其挑战是来自此等发展背后的一套不属自由民主，而由政府中央调控的政治经济体制。例如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背后，就有诸如国务院在2017年公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产业政策的支持。

此等中央调控的成果，对自由市场逻辑带来重大挑战。后者认为资源应该交到个人与企业手上，让他们自由地各走各路，才能将资源运用到最有效的地方，达至最佳的整体结果—因此凡见经济下行，放松银根便成主要出路。可是，中国的产业政策却是以中央对当下状况及未来局势加以研判后，倡导某一条选定道路，并为该计划之落实予以主动支援，而其成果即使不能说是优于自由市场的结果，也可与之平分秋色。

连福山自己在2018年的一个访问中也不得不承认“唯一对自由民主体制的可行系统性对手”正是中国模式。他说：“如果再过三十年，中国经济比美国大，中国人更有钱，而中国还稳然存在的话，我会认为他们真的有了很好的论据。”福山这句话甚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风范，与历史终结论的绝对主义大相迳庭。

不过，经济自由主义在美国的贸易政策智囊之中，似乎仍是主流，且愈发有近乎原教旨般的绝对主义之风。否则，停止产业补助之类的结构性改革要求，就不会是贸易谈判重点—然而，如果中央调控的产业发展最终将败于自由市场的发展之下，何不放任两种体制竞争？

争战止于谈判桌　不宜过份悲观

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可算是史上未见的大变局，比之冷战期间只局限于军事、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的美苏争霸，更扩展至经济实力层面的比拼上。因此，从《外交政策》到《经济学人》等具影响力的西方刊物，过去一年都有评论担心中美逐渐在经济、社会、科技等各范畴上完全割裂，将使世界走进一场新冷战之中，令各国也不能不选边站。

不过，此等担心也许是过份悲观。我们今天活在一个高度全球化的年代，与二战以后世界走进冷战的时代绝不相同：今天的出口商品价值占全球经济生产总值近四分之一，比二战结束时高出六倍，而总出口额的实质价值更上升了30倍。

根据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的估算，有七成的全球贸易与全球价值链环环紧扣，而一国出口商品本身的国外附加价值也由1990年的20%上升至近30%。在此等世局之下，任何人也不会愿意见到世界二分成冷战局面。

中美之间的矛盾既广且深，至今也未有明显可见的解决之道，而且双方的贸易战火升温也渐成常态，更有可能扩展至科技层面的恶性竞争，然而这些冲突也无可避免是双边关系的一个必然历史性阶段。如今双方将矛盾诉诸于谈判桌上“没有硝烟的战争”，没有互动干戈的存亡威胁。这种理性的抉择本身，也就值得我们在双方僵局难解之际心怀一丝乐观与期望。

上文节录自第175期《香港01》周报（2019年8月12日）《内地新政策治垃圾　港塑胶何去何从》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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