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条立法｜港英政府怎么在六七暴动后扭转香港人心结构

港府正在进行公众咨询的《基本法》第23条立法，本是香港应尽的宪制责任，但因为港英殖民时期遗留下来并在香港与内地互动过程中强化的分歧、矛盾，使得23条立法长期拖延。现今，因为2019年修例风波的影响犹在，23条立法得以有条件重启。23条立法与港区国安法、选举制度修改，都可以视作香港管治工作在“由乱到治”阶段的主要内容。不过考虑到“由治及兴”与“由乱到治”有很大区别，香港管治工作在完成23条立法后应该尽快轻装上阵，推动人心回归。

在这一点上，1967年六七暴动后港英政府的应对措施具有参考意义。区别在于，港英政府的应对措施增加了港人对港英的认同，1997年后港人人心回归的难度上升，而2019年修例风波后香港管治工作应该设法化危机为契机，重新赢得人心。

当年英国强行占领香港时，九龙和新界居民有过强烈反抗。在相当长时间内，港英政府甚至是不公不义的象征，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反殖反资的社会抗议和集体罢工时有发生。1967年六七暴动是香港社会不满于港英政府的左派力量在文革思潮影响下的大爆发，造成严重骚乱。港英政府以恢复秩序为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重塑了香港的人心结构，让香港社会氛围从反抗港英渐渐转向认同港英。

在港英政府的应对措施中，有四个层面值得关注。第一，采取强硬手段维护社会稳定，比如紧急修订《公安条例》，迅速强化社会管制，将左派本是为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行动，描述成为至今大家所熟悉的“暴乱”、“恐怖主义”。

第二，在冷战背景下通过意识形态教育与宣传，增加港人对港英政府的认同。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强世功曾写过，“港英政府正是利用镇压‘六七’抗议运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开始实施‘洗脑赢心’（winning the hearts and minds）工程”，“改变了香港人的深层意识和心理结构，形成了港人对‘左派’、‘共产党’、‘大陆’、‘社会主义’的极度恐惧心理”。

第三，港英政府大规模推进经济民生工作，最具代表性例子是麦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主政时期。据香港中联办前副主任王凤超的梳理，麦理浩以改善民生为切入口，以争取民意、民心为立足点，优先处理房屋、教育、公共交通和反腐倡廉等市民关心的四大热点问题。在住房问题上，麦理浩先是提出“十年建屋计划”，从1973年到1983年解决了150万居民的住房问题，后来又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为不能负担私人楼宇的低收入家庭解决居住需要，截至1993年3月31日，受惠于此计划的人数高达52万人；在公共交通上，麦理浩开通了穿越维多利亚海峡的海底隧道，兴建地铁，从根本上改变香港交通面貌；在教育方面，麦理浩实施9年免费教育制度，有力普及中小学教育；在反腐倡廉上，他成立廉政公署，让香港逐渐成为闻名世界的廉洁城市。麦理浩的一系列举措增强了港人对港英管治下的香港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第四，伴随香港人心结构的改变，港英政府开始放宽管控，适度提升华人在管治结构的地位，增加民主成分。

从起初的强硬手段维稳到后来注重展现治理的柔性，港英政府的“两手抓”有效扭转了香港的社会氛围与政治秩序，大幅增加了1997年后香港人心回归中国的难度。2019年的修例风波是六七暴动以来香港面临的最严峻危机，通过港区国安法、选举制度修改和正在推动的23条立法，香港社会秩序已经重归稳定，政府施政效率有所提升，但港英时期遗留的香港人心结构尚未发生大幅改变，这就造成香港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过程中将面临更多挑战。正因这样，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对港英时期的经验进行甄别与吸收，将有助于香港人心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