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选2024︱专家有话说：赖清德双语政策的虚妄
【台湾总统大选2024／柯文哲／赖清德／侯友宜】台湾总统大选2024即将登场，民进党常常爱说“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但观乎赖清德行政院长任内的“双语国家”政策，要将台湾变成新加坡，但学到的是皮毛之处，最终只会变成香港学生的水平，中文不好，英文也不好。赖清德“双语政策”最令人挠头的是，虽说是“双语政策”，但通篇只谈英文作为“第二官方语言”，那第一官方语言在哪里呢？赖清德要带领台湾学生进行前所未有的语言大实验，说好了向新加坡进发，但终点说不定却是民进党最讨厌的香港。
撰文：黄宇翔（德国哥廷根大学东亚研究系硕士生，合著有《东亚变局：大转型与香港出路》）
首先，在《中华民国宪法》里，实在找不到台湾的法定官方语言是甚么，因此相对于“第二官方语言”的英语，那第一官方语言到底是国语，还是闽南语、台语，还是原住民语呢，官方没有给出答案。赖清德在行政院编写的“2030双语国家发展蓝图”和“2030双语政策整体推动方案”里，都没有提到相对于英语的另一门官方语言是甚么。根据《国家语言发展法》，则包括众多上述的语言，那它们到底是否双语的“另一语”呢？一个政策就连最核心字眼都无法定义，各级官员和学校自然也无从把握，落实到最后，就是片面地加强英语教学，不顾原有的学科教学时数的平衡了。
新加坡乎？香港乎？
“竞争力”是“2030双语政策整体推动方案”里的关键字眼，政策目标写的是“强化我国企业竞争力，提供人民优质工作机会，进而提升台湾经济发展”、“双语教育体系，全面强化国人运用英语听、说、读、写的软实力”，而在亚洲区内，有类似“双语政策”可供参考的区域，在竞争力方面出众的，就只有新加坡和香港，以目前香港作为绿营负面宣传对象的情况，自然不可能以香港为蓝本，只能向新加坡取经，然而赖清德只看到了新加坡人英语能力高强与新国是跨国公司在亚太区总部所在的表面，但没有看到新加坡双语政策的本质以及代价。
“双语政策”并非同时把两种语言纳入教学体系里，就是好的双语政策，新加坡与香港的“双语政策”也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套用一套学界的分析概念，就可以看出新加坡和香港的差异，大体上新加坡采用的是“功能主义”的角度；香港则是采取“程度均衡”的方向。在新加坡，“双语”当中，英语为主，各族母语为辅，在新加坡的华人也多是英语能力强于华语。而在香港，则是“程度均衡”：“所有中学毕业生都能够书写流畅的中文和英文，并有信心用广东话、英语和普通话与人沟通”（前特首董建华语）。
香港的“双语政策”的结果是悲剧性的，香港的学者说“即使政府已花了数以十亿计（港元）的公帑以推广两文三语政策，但讽刺的是，香港学生的语文水平却进一步下滑，尤其是英语水平”。新加坡的开国总理李光耀就说过，让多数学生同时掌握两门语言，并且水平相若地高，是不切实际的，他认为“估计只有百分之三至五的学生能够有效地掌握两种语言的听、说、读、写，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绝大多数学生只能掌握一种语文，第二语文只达到勉强的水平”。
功能主导的新加坡模式难以企及，双语都学了、但都学不好、非驴非马的香港模式却可能是赖清德政策的彼岸。
台湾付不出的代价
新加坡模式的本质是“独尊英语”，为了“独尊英语”，李光耀还采取了几近“消灭”的态度面对华语的方言，李光耀自己说新加坡特色的“巴刹福建语”除了让语言学家进行研究以外，对新加坡毫无价值，也认为方言“除了干扰双语教育，还起着分裂华人社会的负面作用”，甚至因此终止了丽的呼声在新加坡广播李大傻的节目，用公权力改造社会语境。这样的文化代价是台湾愿意付出的吗？
更何况，台湾面对的经济困局或经济学家所谓的“高收入陷阱”（High Income Trap）有多少是源于语言的问题？台湾的经济学家林夏如就说台湾的“高收入陷阱”困局主要问题是劳动力不足，其次则是架床叠屋的法规制度，使得社会创造力无法发挥。同属东亚的日本，人均GDP约40,000美元，比台湾高出8,000美元，但日本人素来以英文欠佳知名，科研实力却傲视全球，就是一个反例，说明英语能力与经济能力未必挂勾，除了语言外，更要看当地的经济产业类型。
台湾学生恐成白老鼠
改革与变法要通盘考虑，不然就会走向制订政策的反面，要变成新加坡，最终却变成了香港，宋代的变法家王安石反思他的改革历程，就说：“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假如赖清德执政后，推动“2030双语政策”发现并不奏效，经济水平没有跃升，是否又要再加强英文能力又或者推倒重来，回到起点呢？新加坡的“双语改革”真正在社会生根，培养出政策目标需要的人才并成为社会中坚，花了30多年的时间，而这还是在“政策正确”的前提下。可怜台湾学生成为实验的白老鼠，不知要伊于胡底了，用国学大师陈寅恪的话，就是“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这种“两头不到岸”的惨况在香港出现，却要在台湾重演多一次。
（本文原载《亚洲周刊》，经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