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的“中国观察”仍在启示中国
今年是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诞辰100周年，作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政治家，李光耀对于中国乃至国际格局的判断仍不时被人们提起。2014年，李光耀出版《李光耀观天下》，一时间洛阳纸贵，在该书中，李光耀系统陈述了自己对中国、美国、欧洲、日本、韩国、印度、东南亚、中东的看法，其中对中国尤其着墨颇多。在李光耀诞辰100周年之际，同样是中国改革开放45周年之际，回看李光耀对中国的观察，仍有启示意义。
这里先节选书中的两段对话，第一段是第一个章节中李光耀与记者的一段对话——
Q：由于非常迅速的经济转型，你认为中国正在出现什么问题？
李光耀：我从两个方面看到了他们的脆弱。一是没有治理制度，个人不服从领导人。二是他们没有法治，是掌权的人在统治。因此每当领导人更换，就意味着高级领导人员的若干个层面或层级将发生变化。这是造成不安定的因素。
Q：他们能够改变这两个弱点吗？
李光耀：不容易。这是这个国家的文化。共产党愿意建立一个使他们可能丧失国家能力的制度吗？我不知道。我认为还缺乏要改变这一制度的激励因素。
Q：在今后十五至二十年的时期内，会发生迫使他们改变的事情吗？
李光耀：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危机。但是我认为不会发生那种危机，即它会导致在制度管理上采用西方法治理念的解决方式。我看到他们正在建立自己解决冲突的制度。
Q：你认为缺少法治，可能会阻碍他们保护和尊重发展智慧财产权的创新文化吗？
李光耀：只有当他们拥有足够的智慧财产权需要保护时，才会予以重视并采取措施。他们尚未达到这一步，这不会鼓励创新和专利登记。当他们具有足够的企业精神来开创一些新专案时，这情况可能会缓慢地改变。
另一段是最后一个章节中李光耀与前西德总理施密特的对话——
施：我曾在相同时候尝试游说苏联领导人，尤其是戈尔巴乔夫，促他仿效中国，逐步开放奥德萨、圣彼得堡、列宁格勒以及立陶宛沿着波罗的海一带。但他们始终没能听明白。他们并不是拒绝这么做，而是不明白改革开放的概念。
李光耀：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洞察力。这基本上就是个封闭的社会，对计划经济深信不疑，接受不了新思维。邓小平知道，中国就是因为一味学习苏联模式，所以不成功。当他看到新加坡，他说，“啊！这才是成功的模式。”
……
施：他们正在建立法治。
李光耀：更多是人治吧。领导人说的就是法律。
施：我不确定以人治执法的模式还能维持多久。这是封建制度沿袭下来的模式，但中国在某个程度上已经建立起司法制度。我第一次到中国时，一个律师都没有。他们现在有好几千名律师。他们培训了这些律师。
李光耀：邓小平曾经派了部长来找我，想参考我们的法律。我说：“你要这来干嘛？”他说他们准备研究，看看可以怎么应用。我说：“要执行这套法律，先得有一组独立的法官，在处理官民纠纷时能做出哪怕是对政府不利的裁决。那才谈得上真正的法治。”他说：“没关系，让我们参考就是。”所以我让他参考整套法律，他们之后也翻译了。不过我不认为他们能有效执行，因为法官总还得依领导人的指示行事。
之所以选取以上两段对话，是因为这两段对话都谈到了中国的法治问题。从毛时代到邓时代再到今天的新时代，中国追求法治的步履未停，同时也步履维艰。十八大后，包含“全面依法治国”在内的“四个全面”成为治国理政的“四梁八柱”被确定下来，“努力让人们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也成为司法目标。按照最高层的说法，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也因此，要“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具体到落实层面，人们的实际感受与预期目标却存在一定落差。《香港01》此前也多次发文提到，疫情之后，中国社会面的一个突出变化是：一方面人们对法治极度失望，因为疫情三年尤其是上海疫情开始，确实发生了很多跌破人们常识和法律底线的事件，比如入户消杀、随意封控低风险小区等。另一方面人们的法治意识空前高涨，这也是为何越来越多与法治相关的事件能引发舆论关注的大背景，比如寻衅滋事罪存废之争、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订、推动出台反网络暴力法和流浪动物保护法等。
最新引发舆论关注的事件，是黑龙江夙生律师事务所的一则通告。11月6日深夜，黑龙江夙生律师事务所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文称，该所律师迟夙生当天下午因在云南宣威法院开庭前拍照，手机被法院扣留，迟律师休庭后向法院索要手机时被扣留，随后突发心脏病入院。11月7日上午，迟夙生的手机仍无人接听。云南省高院纪检监察室工作人员表示，已向领导汇报此事。今年8月，广西来宾中院也曾因冯波案引发内地律师界、法学界极大关注，其后来宾中院致歉并承诺重新开庭。当法院一而再再而三出现类似事件，人们对法治的信心多寡自然可想而知。
回到李光耀所谈及的治理制度和法治问题，十年前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已经提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去十年，为建立系统的治理制度，国家层面也在不断推进完善，但因为最能给民众带来稳定性和安全感的法治问题始终未能落到实处，故此也部分地消解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努力。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重读李光耀的“中国观察”，仍觉得有启示意义的原因所在。因为全面依法治国不仅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也是执政者与中等收入群体对话唯一有效的渠道和路径。这一路径如若不打通，中国式现代化便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