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一墙之隔两个世界　当以色列的荣耀压倒悲情

新一轮以巴冲突冲突进入第七天，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的轰炸和全面封锁也已经持续六天。据半岛电视台消息，截至当地时间10月12日，冲突已导致双方超2800人死亡、近万人受伤。其中，加沙地带死亡至少1537人，受伤至少6612人；以色列死亡至少1300人，受伤3200人。

冲突爆发至今，世界各地的人已经由媒体报道和社交媒体感受到了战争的惨烈，且不管是支持以色列一方，还是支持巴勒斯坦一方，一个基本的共识是：任何对于平民的伤害和屠杀都必须谴责和反对。

比如美国虽然继续坚定支持以色列，甚至在冲突发生后第一时间派出航母战斗群，为以色列提供武器弹药、讯息情报援助等，但当面对记者“以色列是否有权杀害巴勒斯坦平民和儿童”、“以色列有权杀害平民吗？”的追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Matthew Miller）也只能支支吾吾，用“以色列是民主国家”这样的笼统回答来搪塞。再如巴勒斯坦原本应与哈马斯坚定站在一起，但面对哈马斯针对平民的屠杀，巴勒斯坦总统哈马斯也不得不表示，“反对以色列和哈马斯双方杀害或虐待平民的做法。”

不过，虽然全世界都在谴责和反对针对平民的伤害和屠杀，但任何一场战争中，受害最深的永远都是平民。这场战争何以发生，短期、中期、长期原因各方已经分析了很多。在此结合笔者2020年1月走访以色列、巴勒斯坦的经历，谈谈个人感受。

当时去以色列之前，中东战火因美国刺杀伊朗军官西姆·苏莱曼尼（Qassim Soleimani）也是一触即发。作为美国的铁杆盟友，有媒体报道在美国刺杀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的行动中，以色列情报部门曾助美国一臂之力，确认了苏莱曼尼从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飞往伊拉克的航班，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是唯一知道刺杀行动的外国领导人。不过这一次面对哈马斯的行动，以色列情报系统的神话已然破灭了。

出发前一天晚上，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全国电视讲话中表示要拥抱和平，虽然“拥抱和平”从到处制造混乱的特朗普嘴里说出来有点讽刺，不过也算是给局势降了温。而身为平民的我，第一次体会到，自己的生活与世界格局有着如此直接的关联。

关于以色列，有很多笼统的定义，比如这里是“流着奶和蜜的地方”，是“距离上帝最近的地方”，是“犹太人的应许之地”，等等。当登上摩西当年矗立的尼波山，向西远眺耶路撒冷时，看到的却是令人绝望的荒凉的沙色。根据《圣经》记载，为了逃脱埃及法老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迫害，摩西率领犹太人离开埃及，穿过了红海和西奈半岛，经过重重困难来到这里。摩西登上了尼波山向西望去，发现这里是个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于是宣布，这里就是“奶与蜜”的所在地。

作为匆匆的外来者，有几个难忘的瞬间，似乎明白了为什么这里被认为是“距离上帝最近的地方”。一次是在拿撒勒去约旦河洗礼处的路上，薄薄的晨雾笼罩着整座城市，仿佛人间仙境般，街道两旁的一草一木都变得生动活泼起来。越远离城市，越奇幻迷离，以至于车辆行进过程中的任何响动都成了一种亵渎。

还有一次是在橄榄山酒店凌晨听到穆斯林礼拜的宣礼声。虽然听不懂阿拉伯语，但当这一声音从昏暗的夜色中传来，还是心头为之一震。这声音就像一种警告，也像是一种安抚，警告人们头顶三尺有神明，所以要走“获救之路”、“正道之路”，安抚人们一切苦难都将过去，要敢于直面内心的恐惧。宣礼声后，站在橄榄山的平台上等待日出，然后看着阳光一点点洒满阿克萨圆顶清真寺，模糊的一切慢慢都变得清晰起来。

西墙（又名哭墙）、苦路、锡安山，各种或大或小的教堂，是去以色列必打卡的地方。耶路撒冷不是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却是三教圣地，从而享有了独一无二的地位。耶路撒冷老城区分成亚美尼亚、犹太、基督教和穆斯林四区，界限不是那么明显，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阿克萨清真寺是伊斯兰第三大圣寺；哭墙则是第二圣殿被毁以后，圣殿西侧残留的一段围墙，这里也是犹太教徒祷告的地方；苦路则是是耶稣揹负十字架到他生命的最后终点，受难死亡后埋葬的地方。也因为地理和人口意义上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两国方案”难度极大，实现起来并不容易。

在这些常规之外，最有收获的，是座落在耶路撒冷以南10公里处的伯利恒。据基督教传统这里是耶稣降生的地方，目前由巴勒斯坦实际控制。在正式进入伯利恒之前，巴以隔离墙是一大看点，在绵延的隔离墙山，画满了各种涂鸦，有讽刺漫画，比如一只纯白色的和平鸽，却也不得不身穿着防弹衣，也有拒绝战争呼吁和平的，各种语言都有，包括中文。隔离墙就像是一面镜子，将巴勒斯坦的两大主题，战争与和平，映照得淋淋尽致。

进入伯利恒，游客都会涌入圣诞教堂，但其实教堂之外才更有看点。因为一墙之隔，却俨然两个世界，物价也会折半，交通变得混乱。走在街头，迎面而来的巴勒斯坦人，不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尤其是面对墙外蒸蒸日上的以色列。

出生在耶路撒冷的著名学者爱德华·萨义德有一个著名论断，把巴勒斯坦人称为受害者的受害者。在他看来，当人们安置一个受害者时，一不小心又造就了另一个受害者，这就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犹太人作为受害者已经得到了足够的重视，那么身为“受害者的受害者”的巴勒斯坦人呢？他们的不可承受之重，该由谁来负责？

对此，以色列作家阿里·沙维特在《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中，有过一段精彩的内心独白与质问：

“在与国际社会的周旋中，欧洲犹太人的悲剧总是被提及，以及被利用。但在以色列国内本身，大屠杀的话题没有生存空间。人们不期待幸存者诉说他们的故事。在大灾难过后的十几年里，本地的媒体和艺术创作根本不关注大灾难。大屠杀仅仅处于犹太复国主义兴起的最低点。以色列持续地拒绝着创伤，拒绝挫败，拒绝痛苦，拒绝悲惨的回忆。此外，以色列仍然没有个人空间。这也是为什么大屠杀依然是抽象的、独立的。它并不真正关心在我们中间生活的人。很明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国家。不要问不必要的问题，不要沉湎于自怜，不要怀疑，不要悲伤，不要软弱或者多愁善感，不要追忆危险的亡魂。现在不是回忆的时候，时代要求我们忘却。”

中东总是有一种荒谬却又自洽的逻辑性，以色列就是典型。

去以色列的飞机上，匆忙看了以色列国宝级作家阿摩司·奥兹的《爱与黑暗的故事》，里面一段关于耶路撒冷人们走路姿势的描述，很好地诠释了以色列面对历史与现实的纠结。

“在耶路撒冷，人们走路的方式倒像是参加葬礼，或者像听音乐会迟到，先踮起脚尖，测试地面，一旦放下脚，他们就不急着前行了。我们等了两千年才在耶路撒冷找到了立足之地，实在不愿立刻离开。我们一擡脚，别人就会立刻把我们那一小块地方夺走。另一方面，你一旦把脚擡起，就不要急急忙忙地落下——谁知道你是不是有踩到蛇窝的危险呢。几千年来，我们为自己的冲动鲁莽付出了血的代价，一而再再而三地落入敌人的魔爪，因为我们没看地方就落了脚。这多少就是耶路撒冷人的脚步吧。”

站在耶路撒冷旧城，面对着西墙，看到来来往往祈祷的人群，年轻群体的走路姿势早已器宇轩昂，像是胜券在握，唯有年长者依然保持着参加葬礼的姿态。也许时间改变了一切，荣耀也最终压倒了悲情。而当以色列的荣耀压倒悲情，巴勒斯坦的悲情则最终积累为愤怒与激烈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