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存极大滥用风险　不宜成法

内地拟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全国人大日前就《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征求公众意见，从9月1日到9月30日，民众可以通过“中国人大网”提出意见。

和之前修法的情况不同，这次修法引起了很多人关注，原因主要是新增的第34条，在舆论场及法律界引起了极大争议，不少人就此提出反对声音。第34条内容细分为六款，其中第二和第三款引起争议最大。第34条第二款规定为，“在公共场所或者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着、佩戴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服饰标志的；”第三款规定为“制作、传播、宣扬、散布有损中华民族精神和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物品或者言论的。”

不少人认为这两款内容定义宽泛模糊，何为“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华民族感情”以及何为伤害到这二者的“服饰标志、物品或者言论”， 很难在司法解释与司法实践中清晰界定其内涵和外延，而且社会上每个人对同一言论与表达元素的认知相差悬殊，如果这两条款成为法律，即可能侵犯本已不断收紧的社会言论空间，侵害公民合法言论自由与着装、行为表达自由，在实践中也极难准确把握，既可能会被公安机关滥用，变成包山包海的“口袋罪”，同时也会刺激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进一步蔓延，成为侵害公民自由、窒息社会活力、钳制多元表达的恶法，甚至恶化中国的国际形象与对外开放、投资环境。

譬如在中日及中美关系紧绷，日美元素很容易引发某部分人情绪的情况下，cosplay日本漫画人物或穿和服游玩是否“伤害中华民族感情”在不同人群中的认知就完全不同，事实上在过去几年，这类争议就多有发生。2022年，苏州一女子就因为穿和服在苏州淮海街头拍照就被警方以寻衅滋事带走。而事实上，除非在特定场合，如何穿衣打扮绝对是公民的自由权利。再比如，今年7月23日，江苏扬州一女生身着cos服乘公交车遭一男乘客怒骂，此事经媒体曝光后也闹到警方要介入调查的地步。而事实上，该女孩穿的衣服还并非日本和服，就引起了这样的事故。南京也发生过类似事情。

再比如对一些历史人物的不同认识，因为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的形成就是各民族在互相融合、冲突乃至战争的中形成的。一些历史人物，如成吉思汗，蒙古族和汉族从各自民族感情与不同历史认知的角度，对他会有完全不同的认知，如果一个人对成吉思汗发表负面看法，就极有可能被认定为“伤害民族感情”——至少是一部分人的民族感情，而事实上，如果中国人连对成吉思汗的评价都可能冒着触犯法律的风险，这不是太滑稽了吗？在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泛滥的情况下，千万不要认为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另外，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性格都不可能是完美的，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在有优点的同时也会有糟粕，中华民族也不能例外，这也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所以总是会有一些低谷的原因。一些有思考深度的作家也对这些糟粕进行了有力批判与反思。如果说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华民族感情”，这些反思与批判是不是可以归入其中？如果这样，严复、梁启超、章太炎、鲁迅、胡适、柏杨等人的文章恐怕都要归为禁书，中华民族的人文思想将只能在最肤浅的层面陷入亢奋并沉迷。

此外还有人指出，现在国家正在推进新一轮扩大开放，提出要以更优环境吸引高质量外资，如果把《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34条2-3款放入新法，在未知何为“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华民族感情”以及何为伤害到这二者的“服饰标志、物品或者言论”的情况下，那么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日本人，会对中国形成什么样的观感？国际社会会对中国形成什么样的观感？他们是会欢欣鼓舞欣然前来还是大惊失色，因担心不小心犯法惹上麻烦而不再到中国？

现代法治的出发点在于规范社会，保护公民权益，这是法治正当性的基础，而且法律与道德在不同层面维持着一个社会运转，具有不同的规范意义。中国政法大学赵宏教授就撰文表示，冒犯民族感情是否应入罪入罚，一直是舆论的热点话题。现代刑法一般以法益侵害作为权衡入罪入罚的基准，其目的在于借由法益来为国家惩罚权的实施提供正当性基础，且筛除那些并不需要或不应由法律惩戒的行为。换言之，如果国家借由刑罚或行政处罚禁止的某项行为，并不以法益保护为依据，那么法律对个人自由的干预就不具有正当性。

赵宏认为，一般而言，单纯的情感冒犯、道德悖反，甚至是违反禁忌和自我危害，并不在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之列。那是因为泛道德化的法律惩戒将处罚依据诉诸于公众情感、社会价值等抽象观念，结果不仅会纵容公权的滥用，也会使刑罚和行政处罚蜕变为推行某种特定道德观念的工具，进而伤害由法治国家所保障的权利和自由。

有人也就此指出，法律是道德的底线，道德是法律的指引。道德的法律化，不但混淆了思想和行为、现实和可能，严重破坏了法治的精神，而且，把一个自觉的行为变成了强制的行为，拉低了道德的标准，势必造成道德的普遍的滑坡。那么从根本上不仅对中国法治不利，对公共道德也是一种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