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场上的京冀水灾　有三点观察值得体制深思

北京河北遭暴雨袭击损失惨重，截至目前，仅在北京就造成33人死亡，18人失踪，在河北造成的死亡和失踪人数还没有准确的官方统计。两地因此而导致的财产损失恐是天文数字。灾难发生后，网上就成灾原因与政府救灾是否得力进行了很多讨论，这些讨论有的尖锐激烈，有的针锋相对，有的发人深思。

就北京和河北的地理形态，在遭到巨量暴雨袭击时发生泥石流与洪涝灾害是在所难免的。北京处于一个半盆地当中，北边是燕山山脉，西边与西南边是太行山余脉，特别象这次遭遇暴雨的房山与门头沟地区，因为河流与山系的自然分布原因，自古就是山洪与泥石流多发地。遭遇洪灾的河北涿州等地则处于几条发源于太行山的河流交汇处，地势低平，历来就容易遭受水患。正常情况下，当华北与西部太行山区遭遇暴雨，除了发源于北京的永定河水不经涿州而是经天津汇入海河入海，大部分雨水都会顺地势经涿州到华北平原最低点白洋淀汇集，然后再顺河道经天津从海河入海。

所以，在百年一遇的暴雨袭击下，京冀发生水灾并不奇怪，不发生水灾才是罕见的。只是此次灾害和之前爆发的灾害相比有两处不同，一是灾害造成的死伤人数与财产损失比较惨重，二是因为在白洋淀附近修建了雄安新区，为防止雄安这处千年大计被淹，不得已在其上游涿州储滞洪水，这是一个人为因素，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但坦率说，就笔者在北京与河北所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原因除了洪水来得太急太猛，和人们的普遍轻视也不无关系。事实上，暴雨来临前，官方已多次发出预警，但大多数人对此都重视不够，觉得不会殃及自身，没有及时转移。

虽然如此，这次京冀水灾仍然有几点值得深思，特别是官方在对灾害的干预处理上。

第一，现在社会不同于原来，人们的权利意识已经觉醒，不能再像原来那样机械执行或宣传为了一部分牺牲另一部分，为了整体牺牲局部，为了一些人为认定的更重要的地带牺牲某些人为认定的相对不重要的地带。在灾害面前，所有人，不管身处北京还是河北，都是一律平等的，他们的生命与财产没有轻重之别，不能说因为是首都或副都而比其它地方更为珍贵。

在传统中国价值观影响下，以往政府决策总是把国家利益与整体利益放到个人利益与局部利益之上，在遭遇灾害时这种思维尤其明显，但是在更强调权利平等的现代社会，在人们的权利意识已经普遍觉醒的年代，这种决策模式已经很难获得社会认同，在舆论场也很难引起共鸣，相反却会成为众矢之的。这次暴雨灾害期间，河北省委书记一番为保北京，河北要甘做护城河的说法之所以遭到网民声讨，就属这种情况，这是官方要思考和以后做出改变的其中之一。

第二，官方慈善机构的号召与鼓动很难获得社会共鸣，官民两种声音、两种情绪状态的情况在这次灾害期间特别明显。一个非常明显的案例是北京红十字会，这次打算募捐600万元，但是放开募捐至今，连目标的两成都没有达到。相反，一些人捐了一分钱还在语言上对红十字会一番羞辱。而来自港台及海外地区的捐款更是寥寥。

相比1998年长江流域洪水和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时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捐助热情，人们对红十字会等官方机构的信任几乎已荡然无存。很多人宁愿通过私人途径捐助，或者把捐赠物资亲送一线，也不愿通过官方机构捐献。这显示出因为受腐败侵蚀和郭美美等极端事件影响，人们对官方慈善机构的信任还尚未修复。如何改变这种状况，是体制需要从这场灾害中思考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是如何在决策权高度集中的体制下克服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痼疾，真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中国中央集权的决策体制有一个很好的优点是动员能力特别强大，像是疫情防控，就能建立起一道对抗病毒侵袭的铜墙铁壁，有力地遏制住了病毒传播；与此同时，这种一切听命于上级的体制又有着其僵化与不近人情的一面，在危机处理中往往用力过猛，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衍生灾害，比如疫情封控期间就发生了很多刺破人伦与常识底线的事情，在最后一年更是应变迟缓在各方面造成了严重损失。

这次北京河北水灾期间，类似的情况也有多起被曝光。比如在救灾如燃眉之际，还必须要求有邀请函外地救援队才能进入灾区，再比如，在洪水即将来临之际，高速公路仍然设限收费不予放行。还有一些地方于灾情期间不是将有限的精力与资源集中到救灾，而是为了奉迎上级视察恢复政治标语。执政党在十年前就提出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但是这些年因为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泛滥，这一现代化目标在某些领域不是越来越近，反而被官僚们推得越来越远，是体制必须在这场灾害中深入思考的第三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