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豆丝”与“红领巾”争议　台湾何以看到“红影”就开枪？

继今（2023）春节前夕查禁“螺蛳粉”事件，台湾社会的“红色过敏症”又被有心人士挑动而发作。台湾康轩版初中（国中）教科书，因内文以“土豆”指称马铃薯，被指使用“中国用语”，教育部长盛怒之下，编写书商道歉并将修订送查。此外，此前台北市敦化国小合唱团应邀与大陆学生合唱团录制《我们同唱一首歌》MV，也遭质疑沦为“统战活动”，甚至连合唱团制服有“红领巾”，而被指控配合大陆少年先锋队的服装。

“土豆”指马铃薯就是中国渗透？

《香港01》在台湾取得康轩版国一下自然科学教科书，备受争议之处在于“3·2　生物的命名与分类”一节，开头有一幅三格漫画，角色A向角色B炫耀“上周末跟家人去餐厅吃到一道糖醋土豆丝，超好吃的。”角色B语带困惑地说：“什么？土豆那么小又硬，怎么切丝啊？”角色A则回应：“啊？土豆很大颗啊？我说的土豆跟你说的土豆是同一种吗？”

其实教科书如此设计，一来是要呈现生物名称有学名与俗名之分，二来同一个名称在不同地区可能所指不同。以“土豆”为例，在语法学上称为“同名异实”，大陆“土豆”指的是“马铃薯”，而台湾“土豆”指的则是“花生”，故而出现前述教科书两位漫画角色鸡同鸭讲的情况。而教科书以此漫画想呈现出来的用意，也在于突出“同名异实”的生物命名学问，被非外界所指“中国用语渗透”。

然而，小学教师出身的台教长潘文忠，难道会不懂这个道理？但他在台立法院面对时代力量立委陈椒华质询时，潘文忠却震惊表示“审查不可能通过”，并称“一定是用我们国家常用的、惯用的这些词”。

事实上，潘文忠这番充满政治意识形态的“震怒”，可说是破绽百出。

首先，在台湾往往只有闽南族群，会将“花生”称为“土豆”，惯用国语（普通话）者多称“花生”，而客家族群则称为“地豆”。

其次，“醋溜土豆丝”在台湾从南到北的北方菜系餐馆所在多有，不会有人称之为“醋溜马铃薯丝”。

再者，著有《重新认识台湾话──闽南语读书笔记》一书的台湾闽南语研究者郑鸿生也指出，闽南语对花生的称呼，汉字写作“涂豆”，而非一般误写的“土豆”，因为“涂土二字声调不同，一个阳平，一个上声”。此外，他还举《教育部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为例，其中“土豆”这个词条释义，也包括了“马铃薯、洋芋的别名”。

更重要的是，这本教科书之所以能上路施行，其内容是通过台湾“国家教育研究院”审查的。尽管如此，出版商还是在众多压力和批评声浪中，发布声明稿表示抱歉，并将在修订过后再度送审。

一席“红领巾”而被定罪的孩子们

无独有偶，类似“土豆”争议的事件被非孤例。今年初台北市敦化国小合唱团，应福建广电邀请，与大陆厦门六中等合唱团录制《我们同唱一首歌》MV，作为春节贺岁节目片段。近日被民进党籍民代挖出来，痛批校方让孩子沦为“中共大外宣”工具。甚至还有台湾作家火上浇油，指敦化国小合唱团正式服装的红领巾，与大陆少年先锋队的红领巾类似，在中国大陆代表着“心向共产党”。

虽然校长出面说明，初衷是交流，活动与期程家长都知明且无人反对。但台北市教育局公布调查结果，认定校方确有行政疏失，并将校长提校长成绩考核委员会审议。

不过，这首《我们同唱一首歌》是由台湾著名创作家方文山作词，歌词普通话与闽南语交错演唱，体现年节时分两岸家人团圆的温暖情感。除此之外，拿“红领巾”来为台湾的孩子们“定罪”更是莫名其妙，2016年5月20日蔡英文就职庆祝典礼，以及2017年2月28日蔡英文出席“纪念二二八事件70周年：福尔摩沙之春音乐会”，敦化国小合唱团都有应邀上台演出，服装上的“红领巾”同样都是“标配”。

说到底，两岸长年隔阂下来造成的民意对立，究竟是自然形成的？还是有不怀好意的政客刻意引导并加深？经由上述两个争议事件，答案恐怕已不言而喻。别忘了，在新冠疫情之初，一部描绘医护父母投入抗疫行列的童书绘本，引进台湾后却被绿营民代指控书中出现“红旗”，以及“中国加油”、“武汉加油”等用词，而要求全面下架。

说也奇怪，过去陈水扁执政时期的教育部长杜正胜，可以凭政治权力定义“三只小猪”是成语，又宣称“馨竹难书”是正面用词。可是如今涉及两岸的正常语言或文化交流，却只能被莫须有的罪名猎杀。

可以看到，外有地缘博弈、统一进程，内有选票考量，台湾对于中国大陆的各种事物几乎都到了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的地步，看到“红影”就开枪。政客们口口声声宣称要“和平反战”，可是却筑起一道思想高墙，自我禁绝增进两岸彼此交流和认识的机会，连一个用词、一首歌曲、一道食物、一册绘本，都成为“中国渗透”的想像借口，完全扼止了透过交流、增进理解、降低敌意的机会，目的反而是要让民众越形无知，才能保卫自己的政权利益永不坠塌。这种闭门造车的心态，还好意思宣称自诩“民主多元”、大谈“和平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