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英九访陆的暗线：“一个抗战、各自表述”的历史嬗变

前国民党主席、台湾前领导人马英九访陆祭祖活动已经结束，但两岸的政治纠葛和风波还在继续，再加上蔡英文与马英九同一时段展开的访美行，直接刺激着大陆做出反应——东部战区组织为期三天（4月8日至10日）的环台岛战备警巡和“联合利剑”演习，这也是继佩洛西访台后解放军针对台海形势举行的第二次围台军演；紧随围台军演后，中国商务部4月12日宣布对台湾2455项商品实施贸易壁垒调查，主要包括农产品、五矿化工产品、纺织品等，并称调查在今年10月12日前结束，特殊情况下可延长至2024年1月12日。

回看马英九访陆，一条明线已经非常清晰，包括去了哪些地方、见了哪些人、说了哪些话，虽然在行程中和返台有两个意外插曲——行程中，马英九4月2日在与湖南大学师生座谈时的补充发言中阐述“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返台后，随行的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廖元豪在社交媒体贴出假装踹大陆警车的照片被配文“反攻大陆”，在遭到大陆网民强烈抗议后紧急删帖并道歉，但总体上还是正面的、积极的。不过除了这条明线，另一条暗线则往往容易被人忽略，那就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对于抗战正统的不同论述，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争夺战，却从抗战一直持续至今。

从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谈起

在马英九的行程中，处处都是政治与历史，且多数参访地点与抗战历史相关，比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拉贝故居、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张自忠烈士陵园、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可以说，每一处参访地点，都承载着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沉重的灾难和记忆。马英九在参访这些地方时，也多次表达了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

事实上，在这些官方纪念馆之外，中国民间亦通过各种方式接续着对抗战历史的记忆。清明节前夕，《香港01》记者在南京实地探访了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并采访了博物馆馆长吴先斌、副馆长薛刚。该博物馆建馆于2006年，位于南京市雨花台区安德门大街48号，据称是江苏省第一座反映抗战历史的民间专题博物馆，由民营企业家、政协委员吴先斌个人投资筹建和运营管理。展馆一共有三层，分别为：南京保卫战主题馆、抗战老兵资料展、抗战文献史料馆。

不同于官方的纪念馆和博物馆，这家民间博物馆虽然规模不大，但却尝试“去中心化”，从各方角度呈现完整的抗战历史，包括共产党的、国民党的乃至日本方面的。博物馆的展品，有的是从民间征集而来，有的是则是自愿捐赠，自愿捐赠者中，还有一些人是当时日本战犯的后代。薛刚说，“作为民间博物馆，我们尽量用文物来说话，而且不是光从中方的角度，而是从多方的角度，让人们看到那段真实的历史。”在介绍的过程中，薛刚滔滔不绝讲述着每一件文物背后的故事，比如因反抗日军强奸被刺30多刀最后幸存下来的李秀英、用生命照亮历史的张纯如以及义勇军进行曲唱片的故事等等。

在该博物馆的三层，主体是抗战老兵资料展，包括国民党老兵和共产党老兵。在资料展的“前言”部分写道——“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自2012年以来采访的1460位老兵，在此挑选出的256位老兵的事迹，以22次大会战为主线，结合中国远征军及敌后抗日战场，简单介绍老兵的籍贯年龄和入伍经历。其实仅有的两三百字不能足以阐释他们的一生，他们每个人的故事，诉说了波涛汹涌的历史和传奇经历，见证了抗战亲历者的辛酸苦辣和赤胆忠心，捕捉了步履不停的历史细节，也铭记了鲜为人知的抗战故事。”

与这些老兵事迹正对着的一整面墙上，密密麻麻排列着老兵们的手印，多数手印已经成为老兵们留在世上最后的印记。薛刚说，做老兵的口述历史记录，等于在与时间赛跑，因为这些老兵平均年龄在95岁以上。也因为有了这样的记录，所以在薛刚看来，他们不光是在呈现历史，也在记录历史。“个体记忆是社会记忆和国家记忆的补充。”薛刚说。

采访当天，馆长吴先斌正在接待一批筹拍抗战题材电影的客人，他头戴崔健式的五角星白帽，提到马英九的大陆行，吴先斌坦言自己并不关注，反倒津津乐道博物馆四层的四万多册藏书。吴先斌说这是自己从世界各地买了揹回来的，“可以说，目前还没有一家博物馆可以有这么多辅助的藏书，对这一点我是很骄傲的。”吴先斌说，“多一本书，就多一份说话的底气。”但吴先斌也坦言，从2006年筹办博物馆至今，面临着“外无援助、内无粮草”的窘境，每年近300万的投入，全靠其他方面的收入来支撑。“这个事情单靠热情是没有办法持续的。”

不断发展中的抗战史

在访问过程中，吴先斌和薛刚反复强调历史的真实性，但人们也常常会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比如对于国共谁是抗战主力的论争，就成了一场公婆之争，且一直延续至今。

在毛泽东时代，共产党一方的论述呈现看似矛盾的两个面向。一方面当面向国民党时，强调己方是中流砥柱，比如毛泽东在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中的指出——“三次革命（北伐战争、第一次国共内战和抗日战争）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在报吿中，毛泽东还提出“两个战场”的概念，即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强调中共的军队“已经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并指责国民党“消极抗日”。

另一方面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范畴中，共产党则承认自己只是“支队”，比如毛泽东1956年9月24日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谈到中国在二战中的作用时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是一个支队，不是主力军。”

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之后，政治气氛和学术研究不再是铁板一块，加之中共改变对台政策，也即从解放台湾改为争取和平统一，故相应地对于抗战历史的研究也开始呈现多面向。在此背景下，虽然中共依然强调己方“中流砥柱”的作用，但也同时开始承认国民党的抗战功绩，并陆续推出不少关于国民政府和国军抗战的史料、著作和影视作品。比如北京第一次展出张治中、佟麟阁、赵登禹、李宗仁、郝梦麟、谢晋元、戴安澜、武士敏、张自忠等国民党著名抗日将领的照片；《人民日报》多次刊文介绍谢晋元和八百壮士（后来还上映了电影《八佰》）；反映国民党抗战的电影《血战台儿庄》于1986年上映，审片时未作任何删改，等等。

基于这样的总纲，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60周年时，时任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在讲话中都强调中共是抗战的“中流砥柱”，而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北京举行了盛大的阅兵，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并未延续“中流砥柱”的说法，但比起言语层面，行动层面的变化更值得关注，比如阅兵首次组织共产党抗战老兵和国民党抗战老兵一起接受检阅；稍早前民政部联合财政部按照中央要求为包括国共老兵在内的四类对象发放一次性补贴；2017年教育部要求修改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将“8年抗战”改为“14年抗战”。

“国共两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体中华儿女不分党派、民族、阶级、地域，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用鲜血和生命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互配合、协同作战，都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2018年7月13日，习近平会见来大陆访问的国民党前主席连战时，如是评价国共在国难危亡关头的那场联合抗战。

作为当地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吴先斌的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内，也有专门的一个部分展示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薛刚说，不少来参访的学生也会问到“中流砥柱”的问题，在他看来，中共在抗战期间的组织力、宣传力确实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组织力方面是推动全民族的团结抗战，宣传力方面则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取得这场持久战的最终胜利。此外，薛刚也表示，不管是从人们的关注度来说，还是对国民党老兵这个群体来说，2014年至2015年都是发生变化的关键年份。值得一提的是，习马会也是发生在2015年。

吴先斌除了强调这一点，更愿意将其放在人的有限性上。“每个人的认识都有时代的局限性，随着时代的变化会不断走向开放。就像之前不会有人提国民党抗战，官方的态度也在变化。拿我们博物馆来说，如果官方不支持、不鼓励，这个博物馆一天也生存不下去。”“抗战是两岸对话的基础，人们对抗战的记忆其实也在不断变化，博物馆的藏书所呈现的，就是这种不断变化的记忆，进而看到全貌。”

我们需要怎样的历史观？

访陆期间参访众多与抗战历史有关的马英九，不会不知道国共之间之于抗战的“一个抗战、各自表述”的历史与现状，至少其在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时，就曾公开表示，“中共曾参与抗战，我方从不否认；但中共并非居于领导地位，而是辅助地位，也是事实。”所以，台湾政治大学教授石之瑜直言马英九访陆是在争取抗日正统，而在接受《香港01》询问时，石之瑜表示“（这是）凸显中华民国的一脉相承。”

此外，石之瑜亦评论道，“从马英九来大陆争取抗日正统，到韩国以第三方身份代理日本补偿韩国战时征工，这两大事件间接透露，日本作为被动、外在的观众身份，得到再一次免费练习的机会。当代日本自居于‘战前日本’之外，在同意后者犯下战争罪行同时，进行了与我无关的切割，也就开启了政治人物无忌讳地继承战前思想。道歉问题尾大不掉的原因，就是战前与战后日本得到成功切割，起码在战后世代的心理已经理所当然，于是他们只是同战前日本成为同名同姓的无辜第三人。中韩的战争记忆不能体谅如此切割。”

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研究中心研究员黄宗昊在接受《香港01》采访时表示，马英九此次访陆目标很不明确，其实际作用力还需要拉开一段时间再看。至于国共之间围绕抗战正统的争夺，黄宗昊坦言历史事实还是相对清楚的，“不过换个角度讲，近年来大陆也越来越愿意承认国军在正面战场的贡献，这跟以往差别很大，这说明大陆确实信心提升了，不需要再通过为历史涂脂抹粉来强化自己的正当性。”

诚如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所呈现的，也如吴先斌、薛刚在接受采访时所反复说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遭遇的损失最为惨重的一场战争。但对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除了夯实抗战正统地位，还有更为急迫的一个问题，那就是铭记历史的同时如何走出历史悲情和仇恨。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2017年曾在光明网理论频道发文直言，“长期以来我们进行的是仇恨教育，因为‘阶级仇、民族恨’能够最直接最生动最有力地激发精神力量，且高度契合民族文化中的‘因果关系’。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系统，由此形成国家定位、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问题在于秉持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是否有利于民族前行。”

“一个国家和民族陷入历史悲情不能自拔，造就的必定是低境界、窄胸怀、小格局，甚至直接扭曲思维和价值判断……已经强大起来的中国必须警惕这种情况，否则定让世界疑虑中国会走复仇的铁血道路，这显然不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对个体来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显得过于宏大。吴先斌说，“每个人尽到自己的责任就可以了。”毕竟，这场“与时间的赛跑”，随着抗战老兵们年岁的增长，已经越来越迫切。而多数人历史观的形成，除了宏大的历史叙述，也需要更多的民间博物馆和像老兵们一样的个体记忆来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