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北京大学姚洋・三｜香港问题：在儒家伦理与自由主义之间

导语：北京时间2月7日，习近平在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延续二十大报告，对于如何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表讲话。在讲话中，习近平重申了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特色（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并直言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

提到“现代化”，很多中国人都不会陌生。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叩开大门的中国，就不断在“刺激—反应”模式下艰难寻求着现代化。从洋务运动的器物现代化，到戊戌变法的制度现代化，再到五四运动从文化上寻找病根，中国的近代史，既是一部充满战争与混乱的历史，也是一部探寻中国式现代化之路的历史。日前，《香港01》记者围绕中国式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问题专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以下为访谈第三篇。

香港01：同样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国化部分，您比较含蓄地谈及了前三十年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改造过程中犯的错误，并认为“有些错误的后遗症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在您看来，“在革命时期，这种否定是必要的，因为旧制度是依托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政治文化而存在的。但是，进入建设时期之后，党更需要的是长治久安的理论以及促进经济建设的实践。”习近平在建党百年大会上，第一次提出“两个结合”，两个结合也写入了二十大报告和党章。从全面反传统到今天的拥抱传统，在您看来，我们找到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关系的路径了吗？

姚洋：我觉得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无论是所谓的自由派还是保守派，都拒绝传统。在自由派看来，要全面拥抱西方的制度和主流价值观，认为我们目前西化的还不够。而所谓的保守派也拒绝传统，他们拥抱什么呢？拥抱西方的激进思想，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很多人没有看到这一点，包括保守派自己，也没有看到，保守派觉得自己在维护中国，实际上根本不是，他们仍然是在拥抱西方，他们还是没有走出革命的话语体系。而自由派可以说走出了革命的话语体系，但同时又进入了另一个讯息茧房，也就是西方所谓的主流文明的茧房里，两者本质上都是反中国传统的，很多人对中国传统是嗤之以鼻的，一说到中国传统，就觉得是腐朽的、没落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

所以像我们这样处于中间的人就很不受待见，左和右对我们都不满意。之前我看到网上有搞马列研究的人批评我，其实这也反映出一个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么难，关键在于那些搞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人拒绝中国化，当然他们可能也不知道怎么中国化，包括我很多做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朋友，他们实际上并不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也是一种拒绝的态度。他们还没有明白，我们在经历西方文明冲击的过程中，通过吸收西方文明，最终一定要回归到中国文化传统中去。因为，要构建一个理论，一定要有一个根。就好比种一棵树，种子是中国的，长出来的枝叶和果实具备了西方文明的特性。可能有人会反问：为什么不把人家的果子直接摘了吃了？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还是生活在民族国家，还是得有自己的理论，自己的根，这在短期内不会变化。

1921年，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首次提出文化三路向，之所以文化有路向，在梁漱溟看来，是因为西方人、中国人、印度人持有的人生态度不同。西方文化面对的根本问题是人对物的问题，也即向外用力的态度，这是人类最先要面对的问题，重在“征服自然、利用自然”，这也是文化发展的第一阶段；中国文化的核心问题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问题，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也即向内用力的态度，人与人如何相处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核心；印度文化则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人否定人生，追求佛家思想中的解脱和最后的解放。需要注意的是，梁漱溟并不认为处于第二问题的中国和第三问题的印度没有面临第一问题的困境，而是认为同样是实现物质的高度发达，但中国可以走自己的道路，而不是非要沿着西方道路。不过归根到底，这三大文明都对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

香港01：谈到这个部分，我想举一个具体的例子，那就是香港。我们知道香港受西方冲击是以殖民统治这样的剧烈方式展开的，在港英政府时期，英国在香港展开了系统的殖民教育，最终培育了香港西化的本土文化，从而在文化思想与意识形态上将香港与内地隔离开来。香港回归后，中央并没有推动香港的去殖民化，香港殖民地时期形成的价值观念继续进行“文化再生产”，以至于香港精英普遍认同西方世界，认定香港是西方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对中国文化和香港是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普遍缺乏认同。

我此前在采访北京大学强世功老师时，他将香港问题归结为“在儒家伦理与自由主义之间”。金耀基先生则认为，儒家文化在香港仍然是有生命力的，但是已经发生了转化，并将香港形成的新的价值取向称为“理性传统主义”，这种“理性传统主义”也是促使香港成为成功的新型工业社会重要和有利的文化因素。结合您前面谈到的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以及对其他不同文化和文明的吸收，您怎么看香港的具体实践？

姚洋：香港在港英时期觉得过得很好，殖民者将香港带入了现代社会，而且比祖国大陆要发达得多，因此产生了一种自豪感，以及对西方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这种自豪感和归属感的背后，实际上是殖民者带来的，在特定的情形下回归祖国后，很多人心里的弯还没有转过来，因为对这种优越感所谓何来没有搞清楚，于是就形成了一种扭曲的优越感。具体到香港在殖民时期的现代化，可以用经济学里的一个“收敛理论”来解释，那就是当一个地方采取和中心国家同样的制度，然后和中心国家进行贸易和人员往来的时候，就会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就像东欧加入欧盟之后，经济增长非常快。

但香港丢失的是什么？就是丢失了文化的主体性，虽然香港早年的电影和歌曲中还是有很强的文化底蕴，知识分子群体也还是有，但总体上已经丢失了很多。从香港看向内地，看向整个国家，文化的主体性不仅不能失去，而且还要为世界做出更大贡献。我们可以跟日本比一下，日本的传统并没有因现代化而失去，但日本给世界贡献了多少思想呢？很少。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且文化从未中断的国家，是要对世界有更大贡献的。

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学者会认为，二十大预示着“中国模式”来了，因为中国文化底蕴就决定了其会有这样的抱负。但西方也不用害怕，或者再强化中国威胁论，因为二十大虽然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次向世界表明中国的雄心，但这个雄心并不是要挑战西方所有的东西，也不是要输出中国模式，而且更加坚定地走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