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著》作者余华获俄罗斯文学大奖　那些走火入魔的抵制不值一提

福兮祸之所伏，这句话可以用来形容最近中国内地作家余华的遭遇。

本来，余华因为十多年前一部长篇小说《兄弟》获得俄罗斯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文学奖最佳外语作品奖，是一件好事。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文学奖是俄罗斯最负盛名的文学奖之一，以俄罗斯一代文学大师托尔斯泰的故居命名，表彰当代最优秀的文学作品。可偏偏有一群好事者，将余华获奖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简单联系在一起，借此抨击和指责余华违背作家的基本良知，甚至有人呼吁抵制余华的作品。

不得不说，余华真是躺着也中枪，运气太差。笔者有些怀疑那些指责和抵制余华的好事者是否静下心完整读过余华的作品，是否对良知、道义的理解存在某种偏狭。

余华是当代中国一位可以传世的杰出作家，他的作品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悲悯情怀，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余华和鲁迅一样弃医从文，从1980年代开始崭露头角，持续关注现实苦难和人间悲苦。1990年代以来，他先后写下《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天》、《文城》等多部长篇，多次获得国际文学奖项，并曾在2004年被授予法兰西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

笔者非常推崇余华的小说《活着》，这是一部有希望写进文学史的力作，具有史诗气质。《活着》的主人公福贵早年是个生活在富裕地主家庭的浪荡公子，后来沦为贫穷的佃农，经历内战、土改、三年饥荒、文革等历史事件。

福贵的亲人一个个离他而去，多数是非正常死亡，大时代下的个体悲剧和命运无常贯穿福贵一生。福贵的苦难可以说是一个民族曲折命运在个体身上的集中缩影。这部作品读后久久令人不能忘怀。《活着》在1994年被导演张艺谋改编为同名电影，获得1994年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最佳男演员奖和1995年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外语片。

对于作家来说，作品是最具说服力的例证。余华的作品足以证明他是一位有良知和人文关怀的作家。他的作品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影响着一代又一代许多中国人。

如今，有一些人仅仅因为余华的作品获得俄罗斯一项文学大奖，便指责和抵制余华，实在让人哭笑不得。好事者的理由是，余华未公开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余华接受俄罗斯的文学大奖便是道德有亏。可问题是，其一，俄乌战争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因素，简单站队无助于解决问题。俄罗斯发动战争当然不对，但美国、北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同样难辞其咎，乌克兰更是应该反思悲剧何以至此。

其二，对一个国家发动战争的批判是否应该无限波及和株连？是否说一个国家只要发动战争了，那么这个国家，不论朝堂民间、男女老幼，甚至连动物、石油天然气都是有罪，任何与该国有联系，哪怕只是再正常不过的合作与交流，都是背离良知？

照此逻辑，人类之间就不该有联系，因为试问有几个国家在历史上未发动战争？美国发动侵略越南的战争，那是否全世界都应该抵制美国，包括无辜的美国人民、美国科技、美国动植物？日本曾侵略中国，那是否全世界都要抵制日本的一切？凡事过犹不及，物极必反。发动战争当然应该被批判和抵制，但如果将批判和抵制无限度扩散，蔓延至无辜之人、动植物、正常交流，那不是良知和正义，而是作秀，是株连，本质上是一种浅薄、上纲上线、有罪推定的极端思维。

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应该为战争叫好，但评判一个人的良知不是看谁的嗓门大，看谁会站队，否则便容易沦为党同伐异，有道德绑架和诛心之嫌。一些人说余华未公开谴责俄罗斯便指责余华，其心态、逻辑，与那些因为张学友的祝福视频未提及祖国而围攻张学友的网民，有何区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赞美不积极便是错”是一种偏狭思维，“批判不积极也是错”同样只会让一个社会动辄得咎。

当然，许多人对于专家、学者、作家、知识分子有更高的道德期望，是可以理解的。一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确实离不开一群知识分子敢于针砭时弊，铁肩担道义。但社会有分工，现实情况很复杂，不能一概而论，不能非此即彼，不能不考虑知识分子的现实处境和不同人的性情、人生选择。更重要的是，良知、道德不是固定的、静态的、单向度的，而是变化的、动态的、多维度的，不能自以为是，不是只有你所认为的良知、道德才是良知、道德。没有任何人可以垄断对于良知和道义的定义权。

那些仅以余华未公开谴责俄罗斯便抵制余华的人，该追问的不是余华是否有良知和道义，而是自己是否有容人之心，是否有分析复杂国际问题的能力，是否有辨析何为良知和正义的理解力。余华作品摆在那里，不论是否获奖、是否被抵制，他都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他的作品大概率会传世，继续影响世人。那些仅以余华未公开谴责俄罗斯便抵制余华的人，其实抵制的是自己学会多元视角思考复杂问题的能力，抵制的是自己智识的进步，抵制的是自己心胸的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