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造成了中共的“低级红”“高级黑”困境？

9月5日，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微信公众号“浙江宣传”发表《“低级红”“高级黑”的六种形式》，认为“所谓‘低级红’，是指有意无意把党的政策简单化、庸俗化，用看似夸张甚至极端的态度来表达‘政治正确’”，“‘高级黑’则或明褒实贬、或指桑骂槐、或指东打西，以精心策划但又不易察觉的方式进行攻击抹黑”，其中“低级红”属于“无心之失”“低能之错”，“高级黑”属于“居心叵测”。

该文对“低级红”和“高级黑”的逻辑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低级红’如果得不到纠正，就会被人炒作利用，发展到‘高级黑’”。该文梳理了六种形式的“低级红”和“高级黑”，第一种是“夸大其词、无脑吹捧的‘浮夸风’”，“有的地方宣传报道有时思维僵化、文风浮夸，还在按‘传统模版’编‘宣传事迹’，‘煞有介事’但不合时宜地闹出笑话”，比如把“女同志28天连续加班没换过衣服没洗头”“扶贫干部与女贫困户结婚”等当作典型案例，“大喊口号、惹人反感”。

第二种是“用力过猛、任意拔高的‘脸谱化’”，“有的地方为了突出典型、树立标杆，不惜过度美化、任意拔高，不仅无法打动群众，还引发网民的反感”，如“夫妻新婚之夜抄党章”“干部大白天点马灯学党史”“91岁老奶奶在轮椅上坐了3年，伴随一首熟悉红歌竟站起来跳起了舞蹈”等报道。

第三种是“自我美化、弄巧成拙的‘唱高调’”，“有的地方一厢情愿地颂扬美好生活、美好图景，自以为在为正面主流鼓与呼，其实是盲目唱高调”，如“某地疫情‘封控’期间，在群众买菜难吃菜难的情况下，竟然在党员干部中开展‘晒晒我家蔬菜包’活动，一下登上热搜，惹火了少数物资匮乏的群众”，“可谓低级得要命，被黑得很惨”。

第四种是“明褒实贬、暗含讥讽的‘软刀子’”，“表面上全是赞美、实际上却是讽刺，表面上看似夸奖、实际上却是攻击，像软刀子一样让主流价值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损害和腐蚀”，如“中必赢”“赢麻了”“下大棋”。第五种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放冷箭’”，“如有的人故意忽视历史与当下、小说与现实的区别，把历史、小说中的人物、故事生搬硬套来借古讽今、影射比附”。

第六种是“上纲上线、小题大做的‘扣帽子’”，“把普通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把一般问题当作原则问题，看似维护权威，实际上伤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如“某地一名基层干部，因‘晚上洗澡没接到电话被处分’，还被扣上‘四个意识不够’‘工作不严不实’‘作风漂浮’等帽子”，“还有的地方发生突发事件，官方通报姗姗来迟，却大讲各级领导如何‘高度重视’‘作出批示’‘紧急部署’等，真正说到事件本身却是只言片语，看似‘讲政治’，实则忘记‘民心才是最大的政治’”。

应该说，“浙江宣传”这篇文章的梳理和分析比较全面，基本符合社会上的观感。过去多年以来，随着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对外开放的深入，中国人的价值观、视野、心态、生活方式、权利意识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对于文宣工作的现代化有着强烈的诉求。但在现实中，许多地方和机构对时代和民众心态的变化缺乏认知，经常以一种拙劣、肤浅、庸俗而又背离常识理性、民主法治的方式进行自我宣传，以至于造成“低级红”和“高级黑”效果，进而反噬自身的公信力。

正如“浙江宣传”那篇文章所言“只要坚持为民初心、实事求是，坚持真实平实朴实，坚持有理有据、合情合理，就能杜绝各类‘低级红’‘高级黑’”，目前中国内地社会比较常见的“低级红”和“高级黑”大多是因为背离“为民初心、实事求是”，充斥太多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文宣工作说到底是人的工作，既是人的工作，只有真实、有说服力、符合人性，为人民福祉着想，才具有可持续性，经得起检验。反之，不论说得多么天花乱坠，都不堪一击。

“高级黑”大多是从“低级红”发酵而来，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造成“低级红”和“高级黑”的最大土壤和病因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这也是多年以来中共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官僚主义会侵蚀“实事求是”的朴素道理，会扭曲“民心才是最大的政治”，会异化人性和是非曲直。形式主义会让一切严肃、正义、理想主义的工作肤浅化、庸俗化。对于中共来说，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不被有效杜绝，“为民初心、实事求是”便难以彰显，“低级红”和“高级黑”的现象便难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