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军演｜该反思的不止胡锡进调门过高　而是不能只有一种声音

最近，《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再次成为中国舆论场争议乃至被左右夹击的焦点，是因为他针对佩洛西访台建议的军机伴飞、驱离乃至击落，影响了整个中国舆论场的气氛，让许多人真的以为会如此，可结果证明纯粹是他个人的猜测和分析。

网络大V“兔主席”评论说：“调门拔得过高，群众觉得后续行动跟不上，会带来不解和失望，那是有损伤积极性和士气的，也可能会透支政府公信力。”他认为，针对佩洛西访台，“中国官方传达的‘调门’虽高，但和反制手段却是完完全全匹配的”，“只不过中间出了一个巨大的偏差，就是出现了一个影响因素：胡锡进”，“因为他的预测是有方向性、原则性、根本性错误的；他在错误的方向上，把‘调门’擡到了顶格，吸引、引导了公众预期，干扰乃至破坏了既有的舆论引导计划”，“胡锡进欠全国人民一个道歉”，“他还应该做一些有诚意的反思”。

除此之外，在中国舆论场上，有许多原本过去观点和倾向与胡锡进接近的人都在指责胡锡进带偏了公众预期，造成许多中国民众的失望、灰心。有分析认为，外交工作说狠话不等于说蠢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表态一般都留有余地和模糊空间，不论“拭目以待”还是“严正以待”莫不如此，唯独胡锡进建议的军机伴飞、驱离乃至击落既草率又没有余地，一旦后续行动跟不上，势必损伤中国政府的公信力。如果说过去对胡锡进的批评多为偏向自由派的人士，主要质疑他过于强烈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倾向，但这一次情况发生明显变化，不仅自由派人士嘲讽他“放空炮”，连国家主义、民族主义阵营内部人士都指责他干扰国家政策转圜空间。

不过胡锡进显然不会认输。他一方面承认“我们的外交努力和舆论斗争没能拦住她，老百姓有些失望，挺正常的”，“一些人在网上骂娘，撒气，这也很正常”，“还有一些人拿我当出气筒，我也必须听着”，另一方面却回击“有友军把枪横过来朝老胡射击兴师问罪，何必呢？”胡锡进专门提及“兔主席”说，“我对他不搞倒我誓不罢休的样子深感不解”，“他不了解老胡从一开始到今天是如何实际打的舆论战，我们是怎样穿插、突破，又是怎样挂彩，自我疗伤”，“这次打佩洛西，我的话说得最重，我的那些话成为了推特上的热帖，在英语世界里广泛报道，成为了白宫和国防部劝佩洛西不要此时访台的主要依据之一，也成了美国部分主流舆论和战略学者反对佩洛西访问的理由之一。这就是老胡那些重话的价值。”

坦率说，胡锡进的自我辩解并非毫无道理。在今天这样一个以国与国竞争为基本特征的世界秩序下，面对来自外部反华力量的袭扰，中国绝对需要一大批敢于斗争、擅于斗争的维护国家利益的力量。这也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最大意义所在。胡锡进在台湾问题和国际问题上所展现的强硬立场，有时候的确可以起到防止最坏情形发生的威慑作用。但与此同时，像今次关于佩洛西访台的建议那样，有时候胡锡进的主张又过于草率、鲁莽，斗争性过强，缺乏回旋余地，既可能带偏中国公众的预期，又容易在海外社会造成误解。怎么拿捏好对外舆论工作的“度”，怎么避免外宣内宣化，怎么有理有节有智慧地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值得深思。

除此之外，真正值得反思的不止是胡锡进是否调门过高，而是一个健康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其实，胡锡进调门是否过高本身并无问题，只要他的言论合乎法律和公序良俗的底线，那便是他的自由，当然，那些批评他的人同样有批评的自由。

该反思的是，为何在佩洛西飞机降落在台湾之前，整个中国内地舆论场过于流行胡锡进所代表的那一种声音？这当然不是说真的只有胡锡进一种观点，而是说和他观点类似的声音是压倒性主要观点，与他观点不同的反对声音并不多见，且未能产生大的影响。试想而知，如果当时有多种不同声音都在中国内地舆论场流行，胡锡进的观点只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种，那么后来的情形会否不至于那么被动？就像李文亮医生说的“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一个社会在应对重大事件时多一种声音往往多一种可能，多一点回旋空间和转圜余地，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博采众长在许多时候绝对比只有一种声音流行更有利于国家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