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码成维稳工具？　郑州违法乱赋红码应严肃追责

发生在河北唐山某烧烤摊的暴力事件在舆论场刚刚降温，河南村镇银行储户因存款不能兑付，到郑州讨说法导致健康码被赋红码的消息，又引起了人们关注。从性质上看，后者其实比唐山恶性暴力事件更恶劣，也更可怕。

这是因为，内地是个强势政府，而唐山暴力案是一群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地痞流氓寻衅滋事，当舆论发酵激起社会公愤，只要政府出手打击，分分钟就可以把他们“团灭”。从该9位歹徒案发后不到一天时间就悉数被抓并被移交到异地警方迅速批准逮捕，就能看出这种暴力罪犯虽然猖獗，但只要内地政府下决心整治，其危害可被迅速终结。

但乱赋红码不一样，它是一种政府行为，是在挥霍滥用政府信用，而且是一种明显的行政违法行为。它的性质更为恶劣，被滥用后带来的后果更严重，但是却因为其维稳的初衷，在内地社会治理中好像足够“政治正确”，而让很多人认识不到其违法性质与后果危害，在实践中也极难得到彻底纠正。

在健康码管理上，内地防疫法有明确规定，它只能用于防疫，而且应遵循一定赋码流程规定。如今一些地方政府出于维稳需要，随意借用这个防疫管理工具，把不具有疫情传播风险的个人轻易赋予红码，以制造虚假疫情恐慌的方式限制个人行为自由，不仅毁灭了健康码使用的严肃性，而且相当于以政府行为主动击穿相关防疫法律，带头违反法律规定。

更糟糕的是，很多人，包括违法滥用健康码的地方政府与官员个人，可能还认识不到这种行为的性质与后果，反而会为采用这种方式可以快速消除某些他们认为的“不稳定因素”而沾沾自喜。

他们可能认识不到，在本质上，健康码赋码是对人身自由的限制，是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情况下，公民把自身权力通过国家法定程序让渡给政府，这里面既有公民对国家公权力的信任，又有政府就公权力使用对公民的法定承诺。

如果这种行为得不到及时纠正，实施这种行为的当事人得不到严厉惩罚，伤害的不仅是公民对国家公权力的信任，还很容易使某些地方政府与官僚食髓知味，产生更多侵犯公民合法权利与社会空间活力的行为。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这种情况被滥用，在抽象层面的“依法治国”就算暂且不提，把我们一直强调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先放到一边，对公民个人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以后你但凡有任何异动，有任何被地方或某些部门不认可的行为，都可能被通过健康码这个数字工具进行流动性限制，只要某个街道或什么部门远在千里之外给你一个红码，你就形同被软禁，将寸步难行。

而一旦地方或部门觉得这个方法“管用”，健康码管理势必会成为未来社会的管理常态，即便是疫情已经消失，或者病毒已经不具有严重健康威胁，它也会继续长期存在，或者改头换面以另一种面目存在。到那个时候，恐怕就真有人不想疫情结束了。

所以，发生在唐山的这宗暴力事件，大家完全可以不必过度焦虑，香港社会也大可不必为内地的治安问题担心，不必因此单一案例，因为一个唐山，而否定这些年国家在社会治安问题上的巨大进步。

事实上，对比三、四十年前的社会治安状况，相比当时各地普遍存在的严重暴力犯罪事件，现在的社会治安已经好了很多，尤其这几年掀起的扫黑除恶行动，摧毁了不少黑恶势力，社会基层治安明显得到有效提升。就全球范围看，尤其和多数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是个安全治理比较到位的国家，这一点毋庸置疑。

倒是健康码被违法滥用所折射的问题，以及可能产生的示范效应与后果危害，反而特别需要警惕。这些年中央政府总强调“依法治国”，不能一边中央朝这个方向努力，一边任由一些地方与官员打着“政治正确”的旗号任性违法行事。

需要指出的是，因为内地是个大政府、强管制社会，在管理价值与实践中带有强烈秩序偏好，社会自主空间限制与流动性限制已经够多了。特别是这几年疫情以来，一些地方政府与部门对此颇为依赖，各方面又增加了不少新的管控措施，社会面已经产生了很大怨气，外面也有很多声音指责。

如果这种趋势得不到有效遏制，反而又出现类似这样通过违法赋码，随意限制个人合法权利与社会流动的政府行为，会带来什么治理想象与讨论，会不会在国际舆论上授人以柄不难得知。

希望国家能像对待唐山恶性暴力案一样，迅速出手制止地方这种错误做法，并举一反三，避免类似违法行为发生。“依法治国”要从每个人做起，要从每个具体的社会事件做起，从各级各地各部门带头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