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恢复45年　“寒门难出贵子”正成为现实

当下内地正在进行一年一度的高考。长期以来，内地舆论场关于高考改革、语文作文的讨论总是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有广泛共识的：高考依然是当下社会相对最公平的“上升阶梯”，对于社会流动、阶层跃迁、“按才取士”有著基础性作用。

自邓小平在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过去45年，不计其数的普通人通过高考改变了命运，成为国家改革开放的引领者、建设者。英雄不问出处、不拘一格用人才……高考正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发挥著这样的人才选拔作用，所以才能延续到今天。

然而，任何制度的成效都会受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影响，高考同样如此。曾几何时，大量寒门子弟、农村学生通过高考改变命运，实现人生理想。但随著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出现的贫富分化、城乡失衡、阶层差距，高考作为相对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日益受到家庭出身的影响，“寒门难出贵子”正不幸成为现实。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教授在《农村青年画像》一文中写道：“近些年来，随著高校扩招步伐加大，更多的农家子弟有了上大学的机会，近年来的高考录取率都在70%以上，很多省份已超过80%。但是，大量数据显示，重点大学农村生源逐渐萎缩，农村大学生主要集中在二本、三本和专科院校，农村大学生的起跑线一开始就比较低。而结果是，农村大学生相对而言更难进入待遇较好、工作稳定的企事业单位，这又进一步加大了其向上流动的难度。”他进而认为当下内地农村青年处于尴尬地位，“面临在城市立足难和家庭期望压力下难以返乡的‘两难’”，“有强烈的摆脱社会下层的动力，但又难有向上流动的机会”。

与他的观点有相似性的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姚洋教授多次呼吁“共同富裕的首要问题是实现教育公平”。他认为，“只要不是靠著石油等自然资源富裕起来的现代经济体，都离不开人力资源的发挥，都是知识和技术造就的经济增长，而知识和技术都以现代化的教育为前提”，“就我们目前的教育情况，最大的差距仍然是城乡差距”，“情况依然非常严重”。他说：“在现在北大学生中，父母双方都是农民的比率已经非常低。我每次上大课时都要做个小调查，满足上述条件的学生占比大概在1%-2%左右。当然，这限于我教学的班级，可能有标本的偏差。然而在我上学的上世纪80年代，这一占比能达到三分之一。”基于这样判断，姚洋教授主张通过普及高中教育、大学收费改革来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从每年的新闻报道、基于社会阅历的常识判断和一些研究文章来看，出身于农村或寒门的子弟上名校的比例正在明显下降，“县城再无清华北大”之类讨论不时兴起。这其实是可以预期的。一个孩子的学习成绩，既与他的天赋、勤奋密不可分，又和他所在的教育环境，包括是否有优秀的学校和老师因材施教，循循善诱，是否他或她的父母有经济条件、文化水平、闲暇时间作为支撑，息息相关。天赋、勤奋难以评判，往往因人而异，但在教育环境层面，不论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和老师的水平，还是父母的经济条件、文化水平、闲暇时间，城乡子弟、富人和穷人的孩子之间的差距非常大，这就决定了尽管不排除农村或者寒门依然会有少数孩子表现极其突出，甚至缔造高考奇迹，但只是少数个例，多数人上名校日益困难。

公平是一个社会长治久安与和谐稳定的基石，是人类社会最为核心的价值之一。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以社会主义为理想的国家来说，公平的重要性尤为凸显。而教育公平又是社会公平的基础与前提，因为教育公平关乎起点公平。在高考恢复45年，寒门子弟上名校愈来愈难的当下，推动教育公平，缩小城乡教育差距，给更多寒门子弟以接受公平教育的机会，正日益成为当下中国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