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孩子都走了”惹议　美国校园枪击惨案给台湾疫情的反思

台湾艺人郭彦均日前在脸书（Facebook）晒出与医护朋友的对话纪录，内容感叹疫情爆发之下“小孩越来越惨”、“看到这（么）多孩子就这样走”，意外烧出一场争议。一时间涌入大量留言抨击其“制造恐慌”，也有声音认为台湾染疫儿童死亡数“不能算很多”。效应不断扩大延烧，郭彦均删文并道歉后，台行政院长苏贞昌甚至在5月28日严词回应“将对不实谣言究责查办”。

此事件亦引起另一派舆情不满，认为“很多孩子走了”本身确实是事实、不应该将孩童生命量化，从而纷纷发起声援，还有台湾在野党政治人物到刑事警察局“自首”。事实上，近来关于台湾疫情的讨论，社会上确实感受到不小的压力，除了官方动辄搬出“假讯息”和“认知作战”的帽子之外，从Netflix嘲讽快检测试盒（台称“快筛”）不足，到超跑选手林义杰和艺人徐小可、郭彦均、高山峰等人批判或反省台湾防疫政策却遭到“出征”，无不给人台湾“言论自由”和“批评政府”界线正在大幅内缩之感。（延伸阅读：Netflix为“买不到快检”meme道歉　台湾正走向“民主恶托邦”？）

然而，当抽离台湾政党政治的对立纷扰之后，郭彦均事件产生的争议，还可以进一步拔高到民主政治体制对于人民，尤其是儿童生命保障的省思。就这一点而言，此前发生在美国得州造成19名小学生丧命的枪击案，便是值得作为参照的案例。

美国：无法管制枪枝泛滥的沉疴

枪枝暴力频传的美国社会，5月24日发生震撼人心的惨案。一名18岁的高中辍学枪手，带着步枪进入一所上课中的小学扫射多间教室。面对这场美国10年来最严重的校园大规模枪击案，得州州长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开枪屠杀，一切令人恐惧且难以理解”；拜登（Joe Biden）为这起枪击案哀悼时也省思：“可爱、天真的二三四年级学生，我真的厌倦了这样的事，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别告诉我说，我们无法对这样的大屠杀做些什么。”

在美国政治人物哀伤的背后，这场枪击案其实带来了两个值得追问的问题。第一个，即警方接获通报抵达现场之后，到实际展开行动之间，何以耗费超过一个小时的时间？这“致命的90分钟”，有多少年轻美好的生命因为“人民保母”的种种延误而消逝？得州当局事后虽承认了决策失误，但家长要求追究责任之声四起，“无论如何，必须有人出来为此负责。当有人做错事，他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依法追究责任，无论是谁负责，他们要如何努力改正？必须有人承担责任，有人犯错了。”

第二个，则是深入触碰到长年纠缠美国社会的沉疴，也就是枪枝泛滥的结构性问题。在这场令人哀痛无比的校园枪击案前十天，同样也是18岁的枪手在纽约州一间超市枪杀了十名非裔人士。在此之前，南加州尔湾台湾长老教会发生的枪击命案，也震惊了华人社会。

美国司法部不久前公布了一份惊人的报告，指从2000年来的20年间，美国枪枝制造商为商业市场生产超过1.39亿把枪，光是在2020年，就生产了1,130万把；而且同一期间另外进口了7,100万把枪枝，仅出口了750万把，突显美国个人武器泛滥，导致枪枝暴力、谋杀和自杀事件激增。将眼光往前推回到2018年3月24日，当时美国爆发了越战之后规模最大的示威游行，全美数百万人上街“为我们的生命游行”，诉求严格管制枪枝、立法进行更细致的管理等等。可是从司法部最新的报告来看，这两年多以来的时间，枪枝问题非但未得到合理的管理和管制，情况反而不断在恶化。

尽管得州校园枪击案致使美国枪枝管制呼声再起，但正反两派的对立声浪依旧不绝于耳。拜登矢言要克服枪枝游说团体的压力，设法收紧拥枪权；康涅狄格州参议员墨菲（Chris Murphy）回忆其选区2012年也曾发生小学枪击事件，从而慷慨激昂地质疑他的议员同僚们：“为何花大力气竞选参议员，如果看见枪杀案增加、孩子仓皇逃命，但什么都不做。”

相较于此，川普（Donald Trump）还是出席了美国步枪协会（NRA）年会，而特斯拉CEO马斯克（Elon Musk）也表示支持人们有携带武器的权利。

在枪口下，美国“很多孩子都走了”，社会上对枪枝的看法两极拉扯，但这不是政府治理力量可以推卸责任而不作为的理由。再加上警方在现场的延误，一场又一场的枪击案，将美丽的民主外衣之下，人民生命之于意识形态的位阶顺序揭露了出来。

台湾：对付假消息重于保障生命

回头来看台湾疫情下所丧生的儿童们。指挥官陈时中曾经说过一句名言“要怪就怪病毒”，当然这是一场由自然界病毒所引发的灾难，但政治上的失能与失职对人民生命造成的生命，恐怕很难将责任完全都推到病毒身上。毕竟在台湾宣布“新台湾模式”走向共存之前，世界上已经有多少国家或地区为台湾示范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没有理由“抄作业”还抄得错漏百出。

截至5月30日的统计，台湾已累积25例儿童重症，其中14人并发脑炎；染疫死亡的10个儿童中，高达5例有脑炎。与邻近的日本和韩国相比，台湾儿童染疫死亡率确实是偏高的，因此可以看到台湾家长为此高度担忧，这几天奔波南北只为让家里小朋友接种疫苗。而艺人郭彦均在脸书上的感叹，也是说出了许多家长的心声。

当台湾染疫儿童并发脑炎致死案例增加时，陈时中5月24日曾坦言这个问题一开始虽有注意到，“但没想到Case这么多”。不过，问题如同医师苏一峰所言，早在4月份就曾援引香港研究提醒，这波Omicron导致更多幼童住院，重症关键最常见的是热痉挛，发生率为 11.6%，令他不禁叹息“早说真的有用吗？”

除此之外，台湾这波疫情第一个染疫重症离世的两岁男童，其父亲5月30日出面痛诉，当时儿子出现高烧、抽搐等状况，却在各单位电话打不通、互踢皮球之下，“等待81分钟才等到车”，错失黄金救治时间。这名父亲一番沉痛表白之后，台湾互联网风向竟又演变为政治斗争，指责新北市长侯友宜应负起全责。

但真正关键的问题却被政治口水掩盖了下去。该名两岁男童的悲剧发生在4月14日，如果政府足够重视和警惕，并且引以为鉴，他身上的高烧、抽搐等征状，完全可以作为案例宣导，提醒台湾所有家长，对自家小孩不幸染疫之后的病况格外留意，便很有可能减少一个又一个家庭充满自责和撕心裂肺的伤痛。

平心而论，民进党政府宣扬所谓“新台湾模式”的主要方向系“重症清零、轻症控管”，并不是“生命清零”，那么其准备和应对的心力，应该是要放在避免“很多孩子都走了”。可是于今看在众人眼里的，却是官方把治理的精神和力量，重点放在了对付“假消息”、“不实谣言”和“认知作战”上面。况且这些被官方和侧翼视为罪恶渊薮的消息，其实更多是对政府政策的批评和不满，体现了人民在病毒与政治双重制约之下，对于生命脆弱的不安、无力与无奈。

从美国校园枪击案到台湾染疫儿童病逝，“很多孩子都走了”，尽管在现象上属于不同的事件，但追根究柢到其本质却是一致的。悲剧可以预防和阻止，这并非能或不能的问题，在根本上是为与不为的问题。保障人民的生命和尊严，应是真正的“普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