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零共存之争|上海市民意见两极 港漂撑“铁腕”:快通关想返家
近月以来,上海爆发疫情下,当局防控措施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再度引起内地“清零”和“共存”两套防疫路线之争,只是这一次,更多意见领袖、微博网民表达了对现时从严防疫政策的质疑。
然而《香港01》日前访问的上海学者就指出,其身边的学者对“防疫从严还是从宽”的观点,其实是对半开而非一面倒,而民间也的确有不少人是支持清零政策。
01记者继而随机访问了四名上海市民和一名在港就业的内地居民(俗称“港漂”),听听他们对于防疫路线的看法。为保障私隐,受访对象均使用化名。
上海90后大学教师:支持清零 怕放开后无法回头
上海的90后大学老师丹丹支持清零政策,他认为防疫路线不能只从个体角度考虑,从家庭、从整个城市来看,要考虑的就更多。上海和香港情况不同,防疫路线不能相提并论,“(内地其他城市)往返上海相比往返香港要容易太多,所以在管理上就会困难许多”。
她说,虽然有个词叫一张一弛,但“张是容易的,弛是很难的。放开是容易的,但是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再收紧就很难了”。所以从长远来看,虽然放开是个发展趋势,中国也是朝著这个方向在努力,但需要一个过程,不能操之过急。
来自武汉的她,对上海恢复正常生活抱持乐观态度:“当时武汉2个月左右就解封了。上海再过半个月也差不多了吧”,她认为“短暂的辛苦换各个家庭更安全稳定的生活”是值得的,“而且现在工作和经济活动很多在网上进行,短暂的封闭也还好的,不会太影响我们的工作和生活”。
通讯企业员工:怕后遗症 且现在放开“沉没成本太高”
另一名90后的上海通讯企业员工Jim也支持清零政策。原因一方面是担心后遗症,“在全国这么多人口的情况下感觉是不能接受的”,一方面是其相信当局现时仍然可以完成清零的目标,“虽然代价很大,不过目前还是看得到希望,且现在放开的沉没成本太高——不光是经济上,还有每位民众所花费的努力”。
有人说上海应该学香港疫情爆发时的做法,即不封城,市民可以出门。对此,Jim认为,香港模式“好像是和西方差不多的共存策略”,目的是减少对经济运行的影响。他同意若强制清零,对主要产业和经济的冲击巨大,而上海的确有些产业确与香港类似。不过,两座城市的区别也非常明显,因为香港的外资占比最高,而上海主要产业“大多也是属于国有资产”,不会波及城市的国际地位和造成太严重的国际影响。
Jim认为,封城对于管理阶层的影响相对轻,因为大多都是带薪休假,但很多打工族的生计则直接受到影响。
“这次本来其实是不用其他地方支援的”,他批评,上海政府前下达的一些命令已引发市民不满,比如浦东宣布翌日凌晨起封城的那天晚上,允许各大超市和交通营业到0时,市民有几个小时可以出小区采购,“这时上海很多地区已经封闭半个月了,开放的这几个小时内人流巨大,还有为了抢菜打架斗殴的。果然过几天全体核酸又有一大批感染”。当时他便怀疑这样的政策是“为了掩盖政府其他方面更大的错”。
不过,Jim在当地的朋友封城期间都没什么大碍,“正常小区措施都差不多。基本吃饭倒不担心。不过我之前也因为菜之类的焦虑过,因为之前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结束,要准备多少物资”。
80后传媒工作者:全世界都知道清零不可能
上海的80后传媒工作者小可,则反对清零和封城政策。他批评,现在上海基本是准战时状态,领导都说了“现在就是打仗”。上海的物资都配给供应,就如“战时共产主义或战时计划经济”。
他说,自己相信科学,不信政治正确,“全世界都知道清零不可能”。他指上海医疗资源不是太多,何况全球其它国际大都市的,医疗消化能力亦无法承受清零,“如今上海则是举全国之力硬撑”。他形容上海人现时压力“只比香港大,不比香港小”,遗憾的是“上海不是香港,没有一国两制”,又慨叹自古以来总有“天灾导致人祸,人祸甚于天灾”的现象发生。
90后的传媒工作者阿翰则认为,清零或共存并无对错之分,重在如何才能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例如速递、外卖的运作和正常的菜价,他希望当局“不要一时封一时不封,政策不要来回摇摆。最重要是,让真正需要得到救治的病人有正常的求医渠道,不要让新冠占用所有的医疗资源。”
认路线是政治非科学 三年未回乡港漂:但胳膊拧不过大腿
除了上述上海市民,01也访问了在香港一间中资央企从事金融工作的“港漂”小林,关心时政的他,直言防疫路线“是政治而非科学问题”,认为即使民意上有一日倾向共存,但中国重集体主义、轻个人主义的政治环境下,当局仍然会选择较为保守的路线。
近段时间以来,上海传出多宗因防疫政策过严,令一些患者延误就医,甚至病逝,而类似事件在此前内地其他城市的防疫过程中亦有发生。对此,小林并不以为意,他说,中国民众既然“享受到集体主义带来的好处”,即“清零”速度快、避免大量染疫者死亡,就要接受可能付出的代价,他认为防疫期间一些长期病患因缺乏照顾而去世,亦属“代价”范畴。
盼通关回家 称看好李家超“铁腕清零”
小林认为,此前一度尝试放宽的“上海模式”之所以被封控取代,便是因为“胳膊拧不过大腿”,因为中国是一个有机整体,一个城市的防疫不可能违逆“全国一盘棋”。他指这放在香港亦有适用之处,即若继续拒绝“清零”,虽能“自己食自己”,享受“香港人口中的自由”,但却永远无法与内地通关。
疫情之下,小林已经两年多未返乡,他朝思暮想要赶快回家,直言再不回家就要“精神崩溃”,因此对他来说,通关是最重要的事。
他又直斥香港在疫情下“人情更加淡薄”,原因在“过于宽松”的防疫政策,不仅无法做到“清零”,反而“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变得更远,大家互相猜忌,变得人情淡薄”,相反,内地“政府、市民一条心”,人们透过担当防疫义工、配合防疫政策,共同保护社区,一同度过难关,过程中也建立起情感的连结,这是“过度崇尚个人主义的香港不具的人情味”。
至于清零政策对经济带来的冲击,小林举澳门作例证,说“长痛不如短痛”,现时澳门因为没有疫情,迎来源源不断的内地旅客,经济才有长远的正向预期。他又表示,看到李家超竞选特首的消息后,感到非常开心。
他说:“因为他是纪律部队出身,相信他上任后能祭出比现任特首更强硬的手段,铁腕清零,封它几个区,作为上任第一把火,向市民跟中央证明他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