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病毒共存｜学者估内地今年重开边境　港漂：曾乐观今已心淡

新冠肺炎疫情已持续2年多时间，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疾控流行病学前首席科学家曾光2月28日发文说，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定会在合适的时间点，展示“中国式与病毒共存”的路线图。
一时间，“中国式与病毒共存”一词引起海内外热议，有观点认为这代表中国将放弃“动态清零”路线，也有人认为“中国式与病毒共存”与西方“与病毒共存”有其差异。
《香港01》访问了前香港浸会大学博士后研究员阿辉，在他眼中，不少在内地亲友都对严厉的疫情管控措施习以为常，但他认为今天的全球疫情环境下，中国不可能永远“清零”；在中资金融企业工作的“港漂”Michael则相信，松绑防疫有助恢复经济发展动能，在全球竞争格局下发挥实力。

今年2月28日，曾光在微博发文称，“动态清零”是中国在特定时期内的防疫对策，不会永久不变。在对发病、死亡容易容忍的情况下与病毒共存，是人类的长远目标，在不久的将来，定会在合适的时间点，展示中国式与病毒共存的路线图。他设想，发扬举国体制防控优势，习各家所长，探索灵活而可控式开放，将会是中国的共存特色。但他也强调，当前西方国家迫不及待实施与病毒共存，对中国而言风险很大，不宜随之起舞。

换言之，在曾光看来，“与病毒共存”是人类的长远目标，但要如何与病毒共存，各国有不同的处理模式；“中国式与病毒共存”是中国阶段性“动态清零”政策完成后的下一个防疫指引，但又决不会等同目前西方国家的“与病毒共存”路线。

张文宏去年提共存遭闹爆　曾光今次言论关注度减？

事实上，这并非曾光第一次提到与病毒共存。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去年8月曾发声称，中国应考虑与病毒共存，但他当时的发言受到部分中国网民批评“投降主义”、“美国走狗”，甚至指控其涉嫌学术不端。当时，曾光接受内地传媒访问时表态称，“清零”还是“与病毒共存”不矛盾，“我国不会一直清零，当清零的红利不再存在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清零了”，“不要拿著现在的政策来衡量以后的中国，敌变我变”。

对比当时内地舆论面对“共存论”的惊涛骇浪，今次曾光一席言论主要在海外引起一些讨论，但在中国内部舆论场却不见波澜。上海某生物科技公司的博士后研究员阿辉向01记者表示，身边很多亲友根本无听过此说，他也是在浏览了海外新闻网站时才获悉，“刚看到时还以为是假新闻”。他认为内地或是淡化了该言论的影响，“毕竟短期内还是坚持‘动态清零’政策”。

称中西方病毒共存“大的逻辑”一致　区别在三点

在了解了曾光的说法后，阿辉认为“中国式与病毒共存”背后大的逻辑、目标就是松绑防疫、重开国门，这点与西方的“与病毒共存”并无二致，区别只在于开放的时机、程度和方式，就中国而言，“与病毒共存”的主要条件是死亡率要降到可接受的程度。

阿辉曾来港受聘于浸会大学从事免疫学研究，了解中港两地防疫政策的差异。他认为，香港“每天新增几万宗、百人病逝”的疫情现状，与理想的与病毒共存路线有所距离，“若说感染几万宗倒也可以理解，毕竟绝大多数是轻症或无症状。但看死亡率则高得吓人，显示出包含筛检、隔离和救治的整套公共卫生系统的运作能力不符预期，放在中国内地，相当于一天死好几万人”。

港应借鉴内地策略　但内地未来“还是要放开”

对于内地现时防疫策略仍然是全力防堵，阿辉一方面表达认可，他说，现时内地大多数民众除非被隔离，生活皆不受防疫影响，这主要是靠精准的防控策略，因此不难理解普通百姓对于动态清零政策表达强烈支持。他认为，内地的一些防疫经验值得香港效仿，“未必是要一样去死守防线，但在策略上要学习，例如加强通关货品的病毒检验，尤其是冷链运输”。

另一方面，他直指内地高强度的防疫政策不可能一直持续，“我觉得肯定还是要放开，现在成本太高了，也影响经济”，更大胆预测中国今年年中便会松绑防疫、重开边境。对于近期中国内地多个省市的散发性疫情，阿辉认为疫情数字仍属“动态清零”模式下的合理范围，若未来走向“与病毒共存”，重点还是要看重症和死亡率。

曾朝思暮想回深圳　港漂：不想回了，太麻烦

出身广东、现任职中资金融企业的港漂Michael则向01记者表示，他听闻在内地“体制内”工作的朋友说，当局内部探讨“中国式与病毒共存”已有时日，国产mRNA疫苗上市后实行的可能性更大，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两年地方政府因为这些抗疫政策，财政资金已经很紧张”。

他又指“民间已抗疫疲劳”或许也是原因，“许多内地亲友也希望恢复正常生活”，但他强调这些亲友也只是“少数人”，他观察现今内地舆论氛围下，多数人还是支持现行防疫政策。

即便获得这样的“内部消息”，Michael个人却不对当局短期内结束“清零”政策抱持太大期待，“不知道还要耗多久”。他说，自己已经在香港困了两年了，他过去每年都会回深圳跟一班老友庆祝生日，但上个月他在香港过了第三个孤独的生日，“感觉作为港漂的这几年，失去的比得到的多得多，甚至觉得会不会最后都是一场空”。

在这两年间，他曾经历传媒一次次报道“中港将通关”后的满心期待，想著很快就能与内地的家人和朋友重聚，也一次次失望落空。在港过了第三个生日后，他称自己已主观上“不想回了、也不敢回了”，一是通关无期、若接受检疫太麻烦，且“隔离的费用比旅费还贵”，二是他觉得内地社会无处不防疫，“无处不在的健康码，（若确诊）你的行踪轨迹被所有人知道”，令到失了一些私隐上的空间。

指本港防疫步调乱　中央支援下“左右为难”

但Michael亦不讳言，他并不希望看到内地防疫“像香港般失败”。他说，香港爆发疫情时“将医疗资源集中到老人和小孩之类的易感人群，其他年轻人可以在家治疗”其实并无不妥，是本港制度下合适的做法，但由于特区政府防疫步调很乱、长者疫苗接种率很低，导致奇高的死亡率，“抗疫已错过最佳时机，一步错、步步错”。

他又指，本来期待在中央的支援下，香港抗疫可以有转机，但如今觉得特区政府反而会“左右为难”，担忧最后或“一事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