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观察｜“消失”的中南海高层和“降级”的雄安新区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并进行政治局集体学习之后，中共高层集体“消失”于公众面前，应已赴北戴河休假。可以预料的是，接下来的一周左右，中国政治将进入一个相对“无料”的平淡期。

就在这个时候，有关雄安新区的新动向引发外界关注。同是7月30日，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透露，在京部委所属高校、医院和央企总部从今（2021年）年开始将分期分批向雄安新区疏解。随即，此前一天由河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河北雄安新区条例》引起媒体注意，并由此引发“雄安新区”降级的议论。

这一说法的逻辑是，《河北雄安新区条例》规定，“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是河北省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参照行使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的行政管理职权，行使国家和河北省赋予的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所以，曾经的“中国雄安新区”变为“河北雄安新区”，这意味着一度被官方定性为“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的雄安被降级了。甚至还有补充“消息”给出雄安新区的“降级”原因：7月郑州暴雨给了高层警示——雄安地势低洼，如有大雨全城会淹水十几米深，导致雄安新区被“降级”。

事实上，从雄安新区的讨论阶段开始，“河北”两字就一直存在，雄安从来就不是中国中央政府单独管辖的一块飞地。

2016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关于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研究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有关情况的汇报》，通过《关于研究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实施方案》——这是“雄安新区”首次出现在汇报稿的标题之中，可以确定其全称当时就是“河北雄安新区”。

从2017年2月23日习近平前往河北省安新县调研，并主持召开了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工作座谈会；及至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并将其定位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主要任务是成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的官方表述；再到《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和《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5年）》先后在2018年4月14日和12月25日先后获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覆，以及近日出台的《河北雄安新区条例》——在官方的文件和叙事中，雄安新区也从来就没有脱离河北省政府管辖。

除了大的方向性规划和发展定位由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参与决策，雄安新区在实际操作和管辖官员调配等事项上，一直由河北官员参与。譬如2017年4月1日成立的雄安新区筹备工作委员会及临时党委（过渡性机构）是由中共河北省委、和河北省政府一起“研究决定”。之后成立的雄安新区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和管理委员会（简称管委）同样是定位为河北“省委省政府派出机构”，只不过在流程上河北省政府申请，通过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简称中央编办）批覆。另外，2019年8月26日，中国国务院批覆同意设立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其中包括设在雄安新区境内的雄安片区。

中国所有国家级新区情况请点击下图：

以上这些无不说明，雄安新区的官方名称从来就是“河北雄安新区”，并无所谓“中国雄安新区”。

不过作为国家级开发区，雄安新区当然有自己的特殊之处。譬如前文提及的“参照行使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的行政管理职权，行使国家和河北省赋予的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另外，无论是现任两委（工委和管委）主任张国华，还是前任两委主任陈刚，雄安新区的负责人都是由河北省委常委兼任，属副省部级——这一点与被赋予特殊权利的上海浦东新区及天津滨海新区等类似。

从被官方宣布成立至今，无论是其建设速度，还是承接并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关于雄安新区的质疑和争议一直不断。在中海南高层赴北戴河休假的政治平淡期，恰在此时公布的《河北雄安新区条例》，被过渡解读甚至引发各种传闻，这并不令人意外。

回望往年中共高层北戴河休假期间，亦曾产生过诸如中共元老对现任领导班子不满、中共高层就对美外交政策存在分歧等等——这种现象之所以周而复始，舆论也长期为此不疲津津乐道，不过是因为中共一直被视作带有“密室政治”的形象，加之至今仍然高度封闭的北戴河中直机关核心区，更是推升了外界的猎奇心理。